龚高翔从二十几岁开始创作二胡曲，现有《担黄土》《资水船歌》等60来首。十里八乡的乡亲都亲切地称他为“湖南的阿炳”。《资水船歌》是龚高翔融一生的艺术体验创作的二胡曲，在创作出初稿之后的20年内反复修改，最近推出定稿作品，引起业内一片叫好。
第一回
迷音乐小小年纪常逃学买二胡忍痛卖掉千斤米
龚高翔1950年8月出生于新化县白溪镇。上小学时，有一个叫居士巷的地方是必经之地。居士巷在老百姓的口头演变成了“猪屎巷”，这里每天集中了许多算命先生。算命先生没事的时候就在这里拉二胡，巷子里每天各种调子的二胡曲此起彼伏，煞是动听。龚高翔每每经过这里，总要驻足听一会儿才去上学。他上学最怕的是老师批评，如果上学迟到了，他就索性不去上学，就整天待在“猪屎巷”听算命先生拉二胡，听得如疾如醉，乐不思家。久而久之，他自己也涌起了强烈的拉二胡的冲动。于是他自己从山上砍了一根竹子，把最大的一节锯下来，刨得光滑溜圆。又从山上找到了一张挂在树枝上的蛇皮把竹筒蒙起来，然后找了一根小竹竿和一把猪鬃做成弓弦。他就这样用自己做的二胡，凭着自己的感觉拉起二胡。慢慢地越拉越像。
一九六四年，十四岁的龚高翔因有二胡特长被选到大队宣传队，大队给他发了一把一元二角钱买的二胡。看着那把漆着红漆、蒙着蟒皮、马尾毛做弦的正式的二胡，他高兴得心都要跳了出来。不管白天还是晚上，一有时间他就拉二胡。也没有请老师教，各种没学过的革命歌曲，他只要听几遍，就能“哑”出来，别人唱，他用二胡伴奏，非常流畅。他用这把二胡走了很多地方：1963年他到参军到北京某部当通讯兵，当了宣传队长用这把二胡，1973年，他参加修建车田江水库，他当宣传队员，也是用这把二胡。
1976年，他被调到白溪镇五七中学当了一名音乐教师，两年后，他又被调到白溪镇文化站当站长。随着二胡水平的不断提高，龚高翔渴望有一把高质量的二胡。可是，经济条件并不允许。为了二胡瘾，他常常背着妻子跑到长沙去，到那些卖二胡的店子里去蹭二胡拉。二胡店里琳琅满目的二胡让他大饱眼福，兴奋不已。他装作一副要买二胡的样子要服务员拿这把试试，又拿那把试试。每“试”一次，都要拉上二十分钟或半个小时。直到服务员催了，他才找个借口离开，另找一家二胡店，如法炮制。就这样他几乎拉遍了长沙的二胡店。但二胡高昂的价格让他感到可望不可及。
直到一九九三年，经历了一件让他感叹不已的事之后，他才决定要下血本买一把二胡。那是这年的春节前，他如往常一样到长沙黄兴路去，想到以前蹭二胡拉的二胡店去看看。在他印象里，那里的二胡是最好的。可是他在黄兴路来回走了好几遍，也找不到那家二胡店。他怀疑自己找错了地方，但路标明明白白写着黄兴路。怎么会错呢？难道记忆有错？于是他问附近的一些店老板。店老板笑着说：你很久没来了吧？二胡店早就关门了，改为火锅店了！他登时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不但没有人会永远在原地等你，连好的东西也不会永远在原地等你！联想到年轻人只学吉它，学钢琴，学各种各样的西洋乐器，很少有人学二胡，甚至有的年轻人连二胡是什么都不知道。他深深感到传统文化濒临灭绝的危机感。他想：至少在我手上，要将二胡曲好好的传承下去！
在长沙城里转了很久，他终于找到了一家二胡店，调试好音，试了几曲后，他非常喜欢。一问价钱，要420元！豁出去了！这次不能让二胡再跑了！回去之后，他狠心卖掉840斤大米，得到420元钱，硬是将这把二胡买了下来。
第二回
老儿卖艺少女献怀为要二胡当众下跪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文化完全被边缘化了。社会上各种没文化的万元户、大老板不断涌现，而他这个管文化的文化站长的工资却糊不了口。他的工资看上去一直在涨，从每月十二元涨到十八元，再到四十五元。这是六七十年代的工资，虽然低，却还能维持较为体面的生活，维持一个国家干部的形象。但九十年代后，各种物价上涨，他的工资的上涨远远赶不上物价的上涨。虽然工资不断上涨，但根本无法养活一家老小。有一次家里有急用，为了借一百元钱，他一连找了五六个主，都没能借到，除了告艰难，还是告艰难。
镇里的各种歌舞厅里，播放的全是摇滚乐、西洋音乐，他觉得那完全是噪音，根本受不了。而搞民族音乐的人越来越少。有一次龚高翔到镇里的艺术培训学校一看，只见一人一把吉它，问他们知不知道二胡，都说不知道。
这时的龚高翔已经有了八首原创二胡曲，除了《资水船歌》外，其它都是成熟的二胡曲。《资水船歌》却一直到六十岁才完善。
为了维持生活，为了内心的精神追求，为了传播民族音乐，为了开阔眼界，他也想到外面的世界去闯一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