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 象
家喻户晓的歌唱家
教书育人桃李满园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赵振岭是天津家喻户晓的歌唱家，他嘹亮悦耳的歌声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前不久，天津电视台文艺频道《最美文化人》节目组邀请到这位歌唱家，分享了他歌声背后的人生故事，讲述了他对天津这种城市的深厚情感。
赵振岭自幼酷爱音乐，高中期间随张松益教授学声乐，1982年考入天津音乐学院声乐系，师从曹悦荪教授，其间又得到著名作曲家鲍元恺教授、著名二胡演奏家宋国生教授的指导和帮助，并演唱了他们的许多声乐作品。1987年，赵振岭毕业留校任教。
文化部于1986年举办“全国首届民歌、通俗歌曲孔雀杯大选赛”，赵振岭脱颖而出，获得“银孔雀杯”。1988年，他又参加了“全国第三届（五洲杯）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进入决赛并获得“民族唱法专业组优秀歌手奖”，被央视聘为“特约演员”。
身为教师，赵振岭一直认为教学和声乐研究才是最重要的事。他一心扑在中国民族声乐演唱和教学领域，在《人民音乐》《中国音乐》《歌唱艺术》《天籁──天津音乐学院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多篇论文，针对民族声乐提出“一种唱法，多种能力”“民族声乐不能‘六亲不认’”等精辟而极具开创性的理念，开拓了新的视角。
多年来，他把自己的经验无私地传递给每一位学生，并开设了“中国声乐作品分析与艺术表现”“戏曲、曲艺演唱赏析”两门选修课，将中国传统文化与声乐教学结合，启发学生的思维。他说：“我特别喜欢舞台，更喜欢讲台，每天跟学生、跟年轻人在一起，也让我自己看上去比同龄人年轻。”他培养的学生有的长期活跃在舞台上，在全国和省市级声乐比赛中频频获奖，也有的从事声乐教学，为音乐园地浇花育种，这是让他最感欣慰的事。
赵振岭对天津这座哺育他的城市感情至深，他说：“现在咱们天津正在进行‘你好天津’网络短视频大赛，用镜头记录天津人、天津事、天津情和天津景，我觉得真的特别好，天津为我提供了丰厚的艺术养分，我对这座城市深怀感恩之情。不单是我，我们每个天津人都一样，都应该热爱我们的家乡，为家乡出力，为家乡唱一首赞歌。”
唱好中国歌曲
抒发中国人的情感
记者：您在演唱和教学上都取得了成功，这其中的秘诀是什么？
赵振岭：如果问我有什么独门秘籍，可能一句两句说不清楚，但我也有点儿自己的心得和技巧，可以分享给大家。比如，我会让学生说天津话。天津是一个有歌唱传统的城市，出了很多歌唱家。有人说海河水滋养了天津人，但我认为，天津的方言对于造就天津的歌唱家更是功不可没，为此我做过专门研究，写过论文。我们知道，意大利语是世界上最好的歌唱语言之一，因此才有意大利歌剧。天津话跟意大利语有相通之处──都是以元音结尾并且元音重读，都有很多开口音，这样的发音非常适合于歌唱。天津人性格开朗幽默，说话不躲、不虚，因此天津出了一批戏剧名家、戏曲名家，包括曲艺界，鼓曲、相声名家好多都是咱天津人，这和我们天津的方言有着直接关系。
记者：作为天津音乐学院民族声乐系教授，您对不同地域的民歌进行了深入研究，最终得出“民歌方言是构成我们中国音乐的DNA”这一结论。
赵振岭：学会方言是唱好民歌的前提。比如你想唱好冀东民歌，必须要会唐山以东的冀东口音。唐山话恰恰是“六度”，“米多西拉拉”，把这样的方言运用到歌唱中，才是正确的音乐语言，才能唱出那种旋律性。我这几年致力于冀东民歌的采集和传承，在学校也开设了“中国民歌课”，专门到冀东地区采风，把冀东民歌的传承人请到学校，让老师、学生都跟他们学。再有，陕北民歌也一定要用陕西话来演唱才有味道，比如《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如果用普通话唱，那种感觉完全唱不出来。一首歌中有一条语言的旋律，另一条是作品的旋律，只有都把握好了，才能把这首歌唱到位。
记者：所以民间文化对于“民族唱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赵振岭：虽然我在音乐学院学的是正宗美声唱法，在教学当中又带研究生，但我始终认为，一定要做一名地道的民间艺术家，传统音乐和传统民歌是我们学声乐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是说是我们的根源！不管学什么唱法，最终目的是唱好中国歌曲，表达和抒发中国人的情感。所以无论是作为歌唱家还是教育工作者，我都十分注重传统文化素养的提高和养成。
记者：有人评价您在演唱时，不管什么场合，或安静或嘈杂，都能用自己的定力去诠释作品，不急不慌。这是怎么做到的？
赵振岭：这还是源于对作品的理解，从案头读谱，到声音的处理、把握，再到情感的表现，以及在技术上应该怎么去运用，这都是演唱中最重要的。唱歌唱到最后，技术只是手段，唱的是修养，唱的是文化，唱的是情感。所以我在处理音乐作品的时候，要追求有源之水、有本之木，我所有的根都深植在这座城市的沃土当中，我所有的艺术生命的滋养，都来自于对中国的发声艺术门类的一种集成式研究。
中国的声乐作品
应该具有中国的神韵
记者：您在教学中有什么特殊办法？如何把自己的意识、经验更有效地传递给学生？
赵振岭：声乐教育，简而言之就是把人体锻造成为优美乐器的一种艺术教育，由于运行的章法多在看不见的身体内部，所以会格外考验传授者的功力。我现在给本科生开了“中国声乐作品的分析与艺术表现”，给研究生开了“中国声乐作品的审美与诠释”，同一个作品，给本科生讲这歌怎么唱，给研究生讲为什么要这样唱。这些年我一直致力于这样一种学习和授课的方法，习惯了反复研究、体会每一首歌，再加上我们中国传统音乐当中传统的艺术表现手段，包括京剧的那些程式化的表演、古典诗词、古琴曲、民族舞蹈、民族器乐曲、中国画点线留白的技巧……全都融入到我的作品和教学中。这些都是中国的文化，中国的神韵，中国的声乐作品应该具有这样的气质。
记者：作为音乐教育家，您能否简要讲一讲唱歌时怎样才能控制好声音？
赵振岭：声乐挺有意思的，声乐不像弦乐，可以看见弦弓，也不像键盘乐器，可以看见键盘。声乐是一门特殊学科，是关乎人体内部的东西，一定要有科学依据。我在教学的时候，会用到解剖学，比如我们的气息在哪里？很多人说吸气吸到丹田，包括戏曲也讲气在丹田、气沉丹田，其实我认为这是一个美丽的谎言。我们的气是在肺里啊！因为气吸到肺里，导致腰腹、腹腔下沉，体积加大，把我们的脏器向前、向下推移，所以吸气的时候就能感觉到丹田、肚子这里是鼓胀的。可是，我们的气不在这里，这里是大肠。而我们又要锻炼腰腹肌肉，因为这里的肌肉和呼吸是有关系的，能控制我们的呼吸。
我们的老祖先非常聪明，很久以前就提出“气行于背”，后来我发现，好多京剧铜锤花脸演员就是用后背的力量去唱，他们那个叫板的声音就贴到了后背。我们要把共鸣的声音关到我们的腔体里，让我们的共鸣箱产生共鸣，
记者：好多人唱歌都怕气息不足，有没有迅速改善的办法？
赵振岭：唱歌时因为怕气不够，往往吸气吸得多，所以觉得累。其实不用，好的歌唱，就像说话一样。一般人唱歌，习惯把气往外送，可是其实应该吸着唱，把气息吸到腰上，吸到后背，想象自己吸进了一颗米粒儿大小的气息，一直吸到后背，这颗“米粒儿”就是你给声音找到的一个支点，从这个支点往外发声，这才是唱歌时应该有的感觉。
借鉴不同门类唱法
戏曲给了我新灵感
记者：民族唱法和美声唱法的区别是什么？
赵振岭：从唱法上来说，上世纪有“民洋之争”，当下也有美声唱法和民族唱法之间文化差异、审美区别的理论探索。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我们也遇到了很多具体问题。随着我们对西方古典唱法越来越了解，随着我们对中国以前的民歌、戏曲唱法研究和继承的深入，我们发现：科学的唱法只有一个！因为只有科学的唱法才是打造人声乐器的基本手段。这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最终要在这件人声乐器上演奏不同的作品，包括不同语言的歌曲。我比较喜欢拿小提琴打比喻──我们把小提琴打造好了，既可以用它演奏贝多芬，演奏帕格尼尼，演奏舒伯特，同样也可以用它演奏《兰花花》《梁祝》《江河水》，只是让这件乐器说不同的语言而已。
记者：无论什么唱法，都是相通的？
赵振岭：多年的教学实践，让我特别关注在多个艺术领域的碰撞、融合，然后通过演唱将它们勾连起来。当年我毕业走出校门后，真正解决高音和在高音上有实质性的突破，就是通过戏曲的唱法，那是一种突然的领悟。记得在上世纪90年代，有一次“全国明星歌戏双栖大赛”，我是金奖获得者中唯一的歌唱演员，其他获奖者都是戏曲演员，大多数还是“梅花奖”获得者。我唱了一曲《打登州》，又唱了宋国生老师作曲的带戏剧风格的歌曲《老娘亲》，之所以得到好评，正是因为我一直在研究不同艺术门类的演唱方法。其实还是要感谢天津这块肥沃的艺术土壤，我经常和天津的李莉、康万生、杨乃彭、邓沐玮等京剧表演艺术家同台演出，我们成了亦师亦友的好朋友，一起探讨发声方法，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记者：有些戏曲演员在唱歌时带着戏味儿，那么学戏曲对您的演唱有哪些帮助？不会搞混吗？
赵振岭：学戏曲是我声乐进阶的一个重要过程。我们在学校里学的都是美声唱法，会受到方法的约束，比如唱到高音时要打开，要找位置，但后来我发现，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却失去了语言，然而我们所有的方法，最终都是要为语言服务的。相反，戏曲讲究的就是字正腔圆。于是我发现了一个窍门──逮着“字儿”才能逮着“劲儿”，戏曲的唱法格外重视“字儿”，不像我们歌唱演员，更注重旋律、音准等。你唱意大利语歌曲，必须要用意大利的语言，你唱中国的戏曲，要有中国戏曲的咬字、喷口、节奏、劲头儿，这是不同的。再加上我们天津人说话带着一股“劲儿”，不但“字儿”不含糊，还得加上“劲儿”！不管是天津方言，还是戏曲的唱法，都给了我新的灵感；反过来，我也教过一些戏曲演员、曲艺演员声乐的发声方法，帮他们提高唱法的科学性、艺术性。
赵振岭自述
自幼心怀唱歌梦想
感恩四位音乐老师
我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从小特别喜欢歌唱，一直沉浸在音乐的海洋里。我的成长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从一开始学声乐算起，一路走来不仅仅是累，也不仅仅是苦，简直是充满磨难！
小时候我在少年宫学唱歌，舞台就是我的梦想。我考上过戏校，也考上过天津歌舞剧院学员班。去报到时人家说，你又能朗诵又能表演，天津成立了木偶剧团，你去那儿支援吧。于是我又拿着通知书去儿童艺术剧院的前身──天津木偶剧团报到。到那儿一看，这木偶比我个儿还高呢，我不喜欢，自作主张跑回家了。团里领导到家里找我，给我做工作，因为无论歌舞剧院还是木偶剧院，团带学员都是中专待遇，有工资，有干部编制，能解决就业。可我就是一心想当独唱演员，一定要考音乐学院。
第一年考试落榜，第二年准备再考时，我父亲突然病逝，我是戴着黑纱走进音乐学院考场的。父亲非常疼爱我，特别支持我学音乐，他的去世给了我一种动力。入学后我更加发奋努力，一方面想从声乐中得到心理上的慰藉，另一方面为了追求梦想，我觉得自己是我们那届学生中最用功的一个。
为了支持我，母亲给我买了一台双卡录音机，记得是200块钱，相当于她好几个月的工资。当年磁带也是一笔开销，一盘磁带四五块钱，对当时的我来说是很贵的，我们声乐系主任董琴老师送给我一盘吴雁泽老师的磁带，我听了很多遍，到后来舍不得听了，怕把磁带磨薄了。
通往艺术金字塔的路上困难重重，能最终爬上塔尖儿的人凤毛麟角。拿我来说，除了感谢父母，还特别要感谢我的两位恩师：一位是张松益老师，他跟吴雁泽、李双江老师是同班同学；我考上音乐学院以后，又得到曹悦荪老师的悉心教导，她是吕水深先生的夫人。这二位恩师对我帮助很大，为我奠定了从事声乐演唱的基础。同时，我也要感谢两位对我有知遇之恩的老师：著名作曲家鲍元恺老师、著名二胡演奏家宋国生老师。他们为我写了很多歌曲，应该说，要不是他们在录音棚里、在教室里一字一句地教我，我也很难在民族声乐这条道路上走到今天。
我非常感谢这四位恩师，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