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提琴协奏曲《 梁祝》 ，这首乐曲穿越50 年的岁月，旋律浪漫悲壮，荡气回肠。它不仅是一代人的共同回忆，更被时代打下了民族的烙印。
何占豪：《梁祝》的源头在农民
5月26日晚，小提琴协奏曲《梁祝》50周年纪念庆典音乐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梁祝》曲作者何占豪、陈钢等创作人员齐聚，首场演奏者俞丽拿再度奏响旋律。
坐在嘉宾席上，年过七旬的何占豪无法不想起《 梁祝》 首演的情景。 1959 年，上海兰心大戏院。站在台上的首席小提琴手俞丽拿，还是个 19岁的姑娘。何占豪是上海音乐学院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在演奏席上担任协奏小提琴手。最后一个音阶收尾，何占豪的心悬起来，等待观众的回应。七八秒钟的寂静，何占豪额头冒出汗来。
终于，雷鸣般的掌声随即席卷全场。“当时的心情啊，哎呀，终于松了一口气！我一个学生，总算完成了这个‘天大’的任务。”
拉小提琴伤心因为农民听不懂
6月20 日，记者专程拜访了何占豪。在上海音乐学院旁边的一栋普通住宅楼里，何占豪的住房布局略显局促。书房被钢琴和写字台占据，摆下两张椅子之后，只剩下转身的余地。乐谱和书籍随意铺在桌上，暗示着主人忙碌的一面。
何占豪沏上茶，兴致勃勃翻出旧时照片：“看，我年轻的时候帅不帅？”照片上的何占豪20出头，透出一股英气。1957年，何占豪考入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小提琴专业进修班，
“那个年代的教学制度规定，每个学期必须抽出一定时间下厂下乡，与工农同吃同住同劳动，艺术院校的学生还要为工农大众演出。”何占豪回忆。1958年，他和同学一起送音乐下乡到上海郊区，当地农民就在家门口、晒谷场自由集合起来，观看老师和学生们现场表演。管弦系学生学的是贝多芬、巴赫等国外名曲，一曲奏毕，观众们只笑笑。“我们问他们：‘好不好听？’他们回答：‘好听。’又问：‘懂不懂？’他们笑笑：‘不懂！能不能奏一段沪剧、越剧听听？’ ”
这种局面让何占豪和他的同学们感到尴尬。“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我们的文艺是为人民大众的。你的演奏大众不欢迎，这受到的刺激是很大的。”何占豪和同学们伤心地发现，他们自编自演说相声，都比小提琴演奏受欢迎。
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
“要说《梁祝》的来龙去脉，最源头处就是农民。”何占豪说，“他们启发了我去创作《梁祝》。我们的音乐老百姓不欢迎，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这当时不只是我的困惑，是我们整个班级、整个集体共同的困惑。”
在何占豪记忆里，纯真的理想和昂扬的激情，是上世纪五十年代青年的共同特征。从乡下返校后，同学们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当时系领导刘品提出一条意见：“小提琴要使工农大众所喜闻乐见，必须解决一个民族化的问题。这首先需要有民族化的作品。”这个观点得到了大家赞同。
1958年8 月9 日，大学二年级的何占豪和丁芷诺、俞丽拿、沈西蒂等六人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我们都是知识不完整的青年，但是豪情万丈，最初想要给这个小组取个大大的名字——‘中国小提琴民族化学派’。”何占豪笑着讲起这段“少年狂”的历史。这个小组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改编了《 二泉映月》 等有民族特色的弦乐作品。这段时间里，何占豪吸取越剧音调，写了弦乐四重奏《梁祝》。今天，他将这个最初的雏形作品称为“小梁祝”。
捷克斯洛伐克乐团试奏“小梁祝”
“当时我们作为音乐学院的青年学生，想法确实淳朴：创作不但要为工农兵群众服务，还要攀登世界高峰。”50 年后的今天，何占豪谈起当年的价值观念，流露出诚恳的态度。50年前，中国学生在参加国际音乐比赛时，“强烈的自豪感和自卑感交织在一起”——我们并不比外国人笨，但音乐水平确实比人家落后。
一次，捷克斯洛伐克四重奏乐团到上海音乐学院访问。 这支在国际上颇有名气的乐团友好地表示，愿意演奏中国的四重奏作品。交流会上，中方陷入沉默，因为国内尚没有像样的弦乐四重奏。实验小组成员丁芷诺，“她有点儿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 ，把何占豪的“小梁祝” 摆到了桌面上。
“我当时很着急：‘你不要乱说！’因为我自己知道那是不能上大雅之堂的，谱子就随手写在一张破纸头上。”何占豪打退堂鼓，又被学院领导推出去：“你一个学生，怕什么？拿出去就拿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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