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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方的远归

作者: 亚博安卓 发布时间: 2021-07-03 12:22:02

  民谣是一种音乐形式,但民谣的创作太贴近生活,歌词反倒向文学靠近。有些歌词,单拎出来看也许就是一句微小说,或许是一句充满才气的诗句。鲍勃·迪伦曾如此评价自己“我觉得自己先是一个诗人,然后才是个音乐家。我活着像个诗人,死后也还是个诗人。”许多的民谣歌手就像诗人,而民谣,就是一首首可以吟唱的诗歌。

  民谣惯于浅吟低唱,娓娓道来,一个故事或某段心曲;使用的乐器也极为简单,通常是木吉他,有时也会加上口琴与长笛。自从有这个独立分类以来,表演场景更多是在小酒吧甚至公路上,而新时代最高光的时刻,还是借助另一个日趋下沉的载体—严肃文学来实现,就是2016年鲍勃·迪伦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在几个月欲迎还拒的矜持斟酌后,迪伦在斯德哥尔摩接受了这一奖项,他认真欣赏了奖牌后面刻写的、诗人维吉尔《埃涅阿斯记》的一句话:总有人用新习得的技能令地球上的生命更有意义。

  不过民谣算不上什么新技能,总是听起来不像新歌但没有过时;歌词使用诗歌也称不上跨界的新结合,和迪伦同时代的莱昂纳德·科恩同样如此,让诗性流淌在旋律中,两种令人宽慰的力量汇聚在一起,从听觉延展到想象,有种浑然天成、理应如此的自然。

  产生这种感觉的部分原因在于,民谣和诗歌之间的孪生关系由来已久,中国《诗经》中大部分篇章是采集民间歌谣整理而成,而爱尔兰民谣中很多歌词便是中世纪宗教赞美曲或者经典诗作—如根据叶芝同名作品谱曲的《莎丽花园》。当然在全球化时代,也有跨文化相融的故事,威尔士民谣歌手格瑞斯·博内罗(gareth bonello)曾经游历成都,将大诗人李白的诗歌和生平融入威尔士民谣创作中,推出了专辑《不朽的诗人》。在接受采访时,他也谈到自己对当代民谣与诗歌关系的理解:“它们在表达上的相通性,讲故事还是抒情,诗歌总是能给音乐带来新意象和一些经典情绪,比如美妙邂逅的激动,错过后的失落,它们像是记忆在拉远,和近况或当下面前的处境不同,正是这样让听者觉得是在旁观,而又感同身受,而后消解或缓解了自己的负面情绪。”

  中国民谣歌手中,周云蓬有着“民谣诗人”的别称,他改编了海子、张枣等诗人的作品,其中以《九月》最为知名,诗中开头的几句就像是中国当代民谣的境况隐喻:“目击众神死亡的草原上野花一片/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我的琴声呜咽,泪水全无/我把远方的远归还草原。”解读是开放而多元的,但其中蕴含最重要的一层是某种神秘(神性)磁场的消逝与退隐,引发生命个体的追随冲动和未遂之伤感。具体到中国当代民谣与诗歌,“远方的远”早已归于苍凉—两个不同领域的群体集体隐退:以朦胧为特质的“第四代诗人”以及追求诗意之远的民谣创作人。

  这项隐秘的传承又没有完全断绝—可能经历过激情燃烧的八十、九十年代的人,会认为是一种讲格的表达,但它终究像微暗之火不熄摇曳:如木心诗歌《从前慢》。听起来,仍然在吟唱中缅怀相对比较远的从前的岁月静好,事实上在于凸显当下的快节奏、速食化以及人际的疏离之感。换句话,它以反差的形式对抗着当下,进而以怀旧式的场景营造使人暂时解脱。而更年轻的民谣创作人,也在追求诗性歌词的原创性,不假外求,如陈粒和陈鸿宇,借助古典意象进行内心独白,或创造“浓烟下的诗歌电台”。

  和周云蓬、万晓利、李志等“上一代”民谣歌手比起来,这些新生代群像在自身和受众年龄上无疑都要小很多,但在音乐中却偏偏呈现出看淡一切、老于世故的旨趣,一眼看遍了历历万乡,归来仍然一如少年模样。就像大部分少年人的心态:渴望成熟甚至“衰老”,不惜连绵地编织词藻。能够做到一定范围内的传唱,即说明有情绪或心态上的共鸣。“90后”的民谣爱好者似乎也有吊诡的两重心态:既否认过去“文青”式的标签,又潜意识中保留着对诗意的渴望;表面上声称“好听就完了”而内在又对歌词(更多人已经把众多类型的小型文字创作称为“文案”)的美感有所要求。不管如何,纵然古典远去,娱乐为王,但还是有人在以不同心态在听民谣—追求治愈也罢,纯粹个人趣味使然也好,而不是容易“上头”的口水歌,还是让人值得为多元时代感到欣慰。

  令不少民谣创作人纠结的问题还有一个:是否借助当下大热的综艺渠道来拓展民谣音乐的影响力,具体来说是否参加《乐队的夏天》或者其他选秀类节目?在过去,迷笛或草莓音乐节,对于创作人和歌迷来说都堪称盛事,不少人跨城而来,几天内载歌载舞地狂欢。但音乐节的好景正从现场舞台转移到电视和网络,所以,进一步来讲,这个问题不是对个体道德的拷问,而是一种音乐形式在新时代面临的选择。

  近年的客观事实,更多年轻的音乐爱好者是通过综艺节目接触到民谣:《斑马斑马》、《玫瑰》、《南山南》……一曲惊艳之后忍不住去搜索原唱,涟漪般形成音乐趣味。以开放的眼光来看,这当然呢是一件好事。民谣在真人秀上的容易走红,源于流行音乐尤其是商业情歌本身的苍白无力,其故事性和流露的真情实感是对无病呻吟的一种弥补。而它真正治愈性的能量也正源于此。或许中国民谣人要做的,是两方面辩证的事情:一来是创作上把远方的远归还民谣,制造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诗意;再者接地气地拥抱新时代的载体,拉近和歌迷的距离。双管齐下,或许“民谣的夏天”也就真的来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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