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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教学视频主要内容：歌唱的基础、声部的确定、自然声区的训练、换声区的训练、高声区的训练、声音综合训练、歌唱的语言、歌唱的节奏、歌唱与表情符号、歌唱的风格、歌唱与伴奏、声乐示范课等。 主 讲 周小燕：著名声乐教育家、歌唱家，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数十年来培养了大批声乐人才，为我国声乐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国内外声乐界享有很高的威望。她先后担任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主任，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等职。
周小燕，1917年8月17日出生于武汉，毕业于巴黎俄罗斯音乐学院，歌唱家、音乐教育家 [1]。
她是中国美声声乐教育大师，先后荣获了中国音乐艺术最高荣誉奖“金钟奖”，法国政府授予的“法国国家军官勋章”等。作品有《长城谣》、《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蚌壳》。
1917年8月17日，周小燕出生在湖北武汉的一个工商世家。周小燕的父亲周苍柏是一个非常具有进步思想的实业家。他非常喜欢音乐，由于受到父亲的影响，周小燕从小就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35年9月，热爱音乐的周小燕考入了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专门学习声乐演唱。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周小燕被迫中断了自己的学业，回到了家乡。1938年年底，周小燕辗转来到了巴黎，在巴黎她结识了著名的作曲家：亚历山大·齐尔品，在他的帮助下，进入了巴黎俄罗斯音乐学院学习声乐，1945年10月，在经过了七年的辛苦磨练之后，周小燕终于登上了巴黎国家大剧院的舞台。初次登台，她便以精湛的技艺和美妙的歌喉征服了挑剔的法国观众。此后，周小燕又应邀前往捷克，参加了布拉格之春音乐会。周小燕的演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被誉为“中国的夜莺”。
1937年抗日宣传队：夏之秋桂涛声《歌八百壮士》合唱曲，周小燕担任女声领唱，在维多利亚纪念堂唱响了这首歌，夏之秋亲自为她伴奏。武汉大公报发表文章，评论“中国不会亡”这个口号提得好，这首歌很快被印成唱片，四处传唱。武汉成为全国抗战的中心，周小燕首唱的《最后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和《歌八百壮士》成为人心混乱时的一针强心剂。
1945年10月，萧子升齐尔品谱制《蚌壳》（后改名《农夫与仙女》）在巴黎的国家大剧院首演，巴黎舆论界十分关注，周小燕的照片在各大报纸上，著名音乐评论家也撰文表示赞赏。
1946年3月30日，伦敦白宫剧场，周小燕和李献敏介绍中国当代音乐作品的专场音乐会。曲目包刮齐尔品《美酒美人》(又名《桃花店，杏花村》，根据中国云南民 歌《过年》改编) 孟浩然诗《春晓》等,两首歌均是按照周小燕花腔技巧特长度身制作，《蚌壳》选曲，法语演唱。伦敦报纸上的消息题为“the song of little swallow”，英国广播公司现场录音，向全球传送。演出取得了巨大成功。
1946年7月底，周小燕首次个人独唱音乐会在卢森堡的卡西诺剧场隆重举行，曲目包括佩戈莱西、普赛尔、舒伯特、李斯特、威尔第等等外国作曲家和贺绿汀等中国作曲家的歌曲精品。
1946年10月，应邀首次访问德国柏林，在复兴剧场举行了两场个人独唱音乐会，为周小燕赢得了“中国之莺”的美誉。报纸兴奋地评价：“最充分地表现了舒伯特的情趣！”“中国的黄莺唱出了舒伯特的歌声！”
1946年12月9日，巴黎的“中国之夜”假座化学会总会举行，巴黎使馆钱泰大使及夫人、联合国科学文教大会的代表和官员，以及中国科教文代表赵元任、李书华、程文放、竺可桢四位博士，华侨知名人士钱三强、汪德昭先生，女画家潘玉良等也都济济 一堂。周小燕和李献敏在上下半场各表演了一组节目，上半场是中国歌曲《采莲谣 》《红豆词》《叫我如何不想他》等，后半场则用英、意、法、德等国语言演唱了 原文歌剧咏叹调和外国艺术歌曲。《申报》驻巴黎特约记者强仁写了通讯，12月26日的《申报》即以“海国扬威之女歌唱家周小燕、旅欧有年之女琴师李献敏”为题，详细报导了晚会盛况。这位中国记者在通讯中写道：“鄂粤两姝功候造诣均与欧美人才相匹敌，自非有十年上下金钱与时间之大量牺牲不可。”
1947年1月18日，法国广播电台特请周小燕作了15分钟演唱，2月，恩师布朗热女士指挥演出巴赫的《热情》合唱曲，也邀小燕担任女高音独唱部分。2月25日， 周小燕又登上专为世界一流音乐家开音乐会的加伏大厅成功举办独唱音乐会，之后又在巴黎闻名的香榭丽舍剧院演出清唱剧《蚌壳》，中国驻法大使钱泰亲临主持了这场音乐会。当时专家们对周小燕歌唱的评价，按郭有守先生在一篇文章中的归纳，可分三个特点：一是纯粹无瑕疵，二是水晶般透明结实，三是有个性，保持了中国的文化背景。英文版的《巴黎周刊》则评论说：“音乐会能使听众感到如此兴奋是由于艺术家完美的歌唱能力和修养，以及对作品的表现。”“特别要指出她完美无瑕的声乐技巧，连音、跳音、轻音、半强音和强音都很明亮，给人以不寻常的享受。”
1947年5月，捷克斯洛伐克主办的首届“布拉格之春”国际音乐节，周、李两人的照片和音乐会节目单登在“布拉格之春”精美的印刷品上，节目单上还有一大段介绍中国当代音乐的文字，这段文字出自齐尔品的手笔，演唱了三组歌，第一组是江文也的《lovecall-inthefields》、贺绿汀的《神女》、刘雪庵的《红豆词》；第 二组是《长城谣》等三首；第三组是《蚌壳》片段，以及齐尔品谱曲的《春晓》《饮酒歌》等。
1947年10月，周小燕怀着一颗报国之心回到了告别九年的祖国，当时中国还在政府的统治之下，人民仍旧生活在苦难之中，眼前的一切让周小燕感到痛心疾首，她四处奔走，为进步的学生们演唱。
1949年，新中国成立，周小燕迎来了全新的生活，她受聘担任了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老师，开始了她的教师生活。
1952年的5月5日，周小燕与张骏祥举办婚礼。婚礼简朴，只是接了周小燕的舅舅、名医董方中的家办了一桌喜酒请了客人。
已经90岁高龄的周小燕，每天都在家中给学生上课。上午4节、下午3节课的工作量，对她来说已是超负荷了，而对于那些研究生、本科生来说能听上周小燕的课却是难得的机遇。在她独特教学方式的指导下，或许不久，这里又能诞生让世界瞩目的声乐人才。
主持人：那么这么多年，您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学生在国际上获奖，比方说获奖的廖昌永，当他演出完以后，评委就认为说，像这样的歌唱家，只有欧美等少数国家才培养得出来，所以我想他们跟我一样好奇，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坐在我对面的，像您这样一位瘦小的女士，怎么能够发出这么大的能量，培养出这么多的国际一流的歌唱家呢。
周小燕：他们问我，你能不能够再培养几个廖昌永。我说这个我不敢说，因为怎么呢，我觉得一个学生的成功，我作为教师只占三分之一，就是起个指导作用、理论作用，还有三分之一就是要靠本能。他要学会，首先他要会学，廖昌永会学，他晓得得到一点东西，他怎么下去自学，怎么举一反三，他能够发挥他那个作用。
主持人：那么说到廖昌永，我听说这样一件事，当他在参加多明戈比赛的时候，当时多明戈就跟他讲说，你有一个非常伟大的老师，而且她有一套非常特殊的训练体系，那么我还是想请您用非常简单的通俗的说法，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介绍一下，这个训练体系，这个特殊的方式是怎么回事。
周小燕：根据美声的要求，他们总结出来了一套科学的理论，他们有仪器给你看，发声的零件不外四个，一个是呼吸，是个动力，就像你打鼓吧，一个榔头打下去有共鸣，假如你有个共鸣腔，它就响，我们的共鸣腔就是胸腔共鸣、咽腔共鸣、头腔共鸣，你找到一个办法能够一发声，这个一动都响，因为它看不着，又摸不着，有些地方也没有感觉，所以要凭耳朵、要凭经验。
周小燕：声乐教学的个别对待很重要，除了身体的不同以外，还有每个人的文化背景也不一样，理解、悟性，像小廖，廖昌永，他悟性很高，你跟他一讲，他想一想，他悟到了，悟到了他就会在这个上头去前进，还有，他有个特点，他会抓腔。
周小燕：语感、语气，这个语感很重要，所以一个人你说真正到家的话，为什么廖昌永唱，外国人也说他好，法国人很挑剔的，他是1996年到法国去参加法语比赛，就是声乐国际比赛吧，他要唱一首法国歌，他居然得一个外国人唱法国歌的奖，这个很不容易的。
周小燕：他唱得都对了，所以人家以为他会法语，他说我只会说NO NO NO，一个字都不懂，但是他抓得到这个腔。
1997年，廖昌永在国际最具权威的多明戈第三届国际声乐比赛中，荣获第一名。可谁又知道，廖昌永还只是一个从未走出过四川家乡大山、连钢琴都没有见过的农村孩子。1988年，他师从周小燕学习声乐。
周小燕从演唱转到教学，经历了漫长的探索。50年代只教女高音，注重示范演唱，结果出现了声音模式化的现象。此后，周小燕不断总结经验，提出了因材施教、明确训练规格，注重突出艺术个性相统一的教学主张。成功地培养了一大批不同声部、不同个性的优秀演唱人才。
主持人：廖昌永他经常唱一首歌，叫《老师，我总是想起你》，因为他经常跟各大媒体讲，他说他永远都忘不了您这位恩师。
周小燕：我跟他们的感情都蛮好的，这些学生我觉得很可爱。我的子女不在身边，他们等于说我的孩子一样的。
廖昌永：因为当时在唱这个歌的时候，我也觉得蛮奇怪的。有很多就是这么多年一步步走下来，中间遇到的挫折，跟老师之间的这种情感，老师对我的帮助，包括她有很多对你讲的话语，都在那一幕一幕，都在你面前像过电影一样这样过来，所以当时我自己，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会突然就会控制不住我自己，因为在排练的时候从来没有流泪。
周小燕：在音乐会上，不晓得怎么的，他激动得全场的人都哭了，我觉得是，感情是蛮真实的。他回想他自己成长过程，当然他这个老师不是指我周老师一个人，他想的是很多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师生有这样的感情，我觉得是蛮自然的。
周小燕：我也说不好，我想大概从他们的角度讲，也许他们觉得我给了他们东西，他们在我身上学到了东西，对他们一生都有用的东西，所以他们有这种感情，我觉得他们可爱、朴实，对事业执著，你越是坎坷，越是吃过苦头，以后就可以成大器、成才，确实是这样。生活里头坎坷的，比方说廖昌永，他从前放过牛，还会捉螃蟹，我说你吹牛的吧，有一次他真是，一个VCD里头，进去到一个小沟里，钓一个螃蟹出来，所以他什么都会做，他会烧饭、烧菜、洗衣服，他都能够干，他觉得习惯了，假如都不会做，成不了大器的。
周小燕：很重要的。所以我常常跟妈妈们讲，我说不要太心疼他们，让他们去锻炼，去闯，有好处。
主持人：但是您的家庭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您父亲是一个大银行家，我听说他是个非常非常的，我不知道该怎么来形容他，说是个大音乐迷吧。
周小燕：我父亲很有意思，他自己五音不全的，唱不入调的，但他喜欢音乐是，他们叫他是音乐迷，就是音乐疯子一样的，只要你是学音乐，他都支持。所以后来我的弟弟，有一个弟弟就是吹萨克斯，有一个弟弟拉小提琴，我妈妈也是弹钢琴的，那么我是钢琴，小提琴、萨克斯，客人来了就是，小燕唱，唱个歌，我就去唱。
父亲好友的琴行是周小燕童年最喜爱去的地方，她就是从这里开始了音乐的启蒙。1935年，周小燕考入上海国立专科学校，开始声乐学习。自以为会唱歌的周小燕在学校结识了一个小伙伴，从此走上了坎坷的声乐求学之路。
周小燕：到上海来了，他就给我们介绍郎静山的女儿郎毓秀，她也是学唱的，她比我还小一岁，我那个时候是唱电影歌曲，我记得她就是唱歌剧《托斯卡》，这么响，真高，把我镇住了，好，我也要学。
主持人：可能她的这样一种表演方式，这种演唱方式当时给您触动非常大，也是她给您一个刺激？
周小燕：就下决心，这回就不再变了，不学别的乐器了。对，要学了，好了。我去跑到她的老师那去，声音上不去了，憋住了，到这个咪发的地方过不去，一到那就破了，这怎么办，哭鼻子，我说我不学了，又不行，后来幸亏那个时候换老师，换了好几个老师也不行。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不久上海沦陷。父亲周苍柏坚决不让女儿为了学习而去做顺民、做亡国奴。在音专学习了两年的周小燕回到家乡武汉，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并且同好友组织成立了武汉合唱团。
周小燕：那个时候独唱演员就是我，叫我唱，可是唱，哆拉哆拉哆发，到发，我一到发就破，怎么办呢，不能唱，但是又没有别的人唱，我就尽量想办法躲着唱、叫着唱，后来有一天唱过去了，因为到台上去，要求去唤起民众，忘记了，不晓得怎么一叫，唱过去了，就这样度过了。所以我就得出我自己教学的一个结论，不要让学生一开始就是想得太多，情绪一来，他自己就出来了。
主持人：您刚才唱的《长城谣》，应该说是您首唱以后全国流行，人们也还经常唱起这首歌，那您通过这一系列唱抗日歌曲的这些活动，您当时在思想上是不是也有些变化？
周小燕：那当然，那个时候因为我父亲，我就说他爱国的，惟恐做亡国奴，我们也是，所以我妈妈在家里头就缝棉袄，带着到医院里头去，你比方我弟弟也参加了抗战剧团。
从上海沪江中学回到武汉的周小燕小弟德佑，和30多位流亡学生组成了抗战剧团。他既做导演、编剧，又担任演员，身兼数职，带领战友开始在鄂北、山西一带工作，然而，夜以继日的工作使还不到19岁的德佑心力交瘁、积劳成疾，累死在抗战前线。
周小燕：他牺牲的那天还开了个追悼会，总理、邓大姐他们都来的，董必武都来的，我不晓得他们，但是我觉得与众不同一种感觉，尤其总理的一双眼睛亮晶晶的，给我留下印象，我对马列主义什么我不懂，我只觉得员是好人，是救中国的党。
周小燕组织的武汉合唱团在抗日歌咏运动中的影响逐渐扩大，但是，处于抗战中心的武汉也兵临城下。父亲周苍柏希望女儿能够学有专长，决定将周小燕和她的大弟天佑送到意大利学习声乐，由于意大利突然加入法西斯阵营，姐弟二人只好改道去巴黎留学。
周小燕：那时候中国人翻译他的名字为齐尔品，是个俄国人，他是个音乐家，他老早就到美国去，到美国去后他到中国来，后来又娶了个我们的校友，中国姑娘叫李献敏做妻子，两个人结婚。那个时候，我到巴黎的时候，他们也到巴黎，在大使馆里我们碰上了，他们就给我们介绍，就认识了。是他们两个人给我们介绍什么学校，怎么学习，而且常常带我们听音乐会，这两个夫妇人很善良，很朴实，他对我们就像他的孩子一样。
主持人：而且这位齐尔品，好像后来您在巴黎的很多大的事情都是跟他有关，像您第一个老师布朗热，也是他介绍的，是吧。
周小燕：对，很大的一幅中国画。她就问我，这幅画是中国什么朝代的，我那时候哪晓得什么朝代，我就跑去看，我说这个好像是，我那个时候说这个是汉朝的，也不知道什么朝，我就说了一个朝代，我说可惜这个作家没有留名字，我说我们中国常常这样，一些作家的名字不写的。她说那有什么可惜，这个真品留下来了，这是最主要的，至于这个真品是谁画的，这个并不重要，我那个时候那么年轻，我听到这句话我觉得很奇怪，印在我脑子里很深的，所以我觉得，我教学也是这样的，小廖成功了，张健一成功了，魏松成功了，哪个成功了，他们能够为国家做好事是主要的，至于说哪些老师把他塑造成功的，我周小燕在里头起了什么作用，这并不重要，主要是真品、成品能够传下去。
布朗热是国际第一流的声乐教授，她的许多学生都已经是当时著名的音乐家，然而周小燕跟随她学习视唱练耳，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使周小燕差一点放弃了对音乐的追求。
周小燕：我去的时候，我自己学了蝴蝶夫人咏叹调，后来他们就传了，来了一个小蝴蝶，老师一听，因为我一直唱抗战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中国不会亡……”，就是这样，都是唱这些歌，唱这些歌跑过去。说我喉音太重，我说唱歌不用喉咙那怎么唱，喉音重，听不懂，好，那就不用喉咙吧，躲，就躲着唱，唱到后来音也唱不准了，声音也没了，哭鼻子了，怎么办，就找到齐尔品那里去，哭啊，哭得伤心得不得了，他说做什么，我说不会唱歌了，我要回去又回不去。
在齐尔品的帮助下，周小燕进入巴黎俄罗斯音乐学院学习声乐，成为意大利著名声乐教授贝纳尔迪的学生。
主持人：可我听说他的教学方式就更离奇了，说禁止你唱歌，弄得你当时一开始很痛苦，是吗？
周小燕：很痛苦，只练声，差不多练了几个月，我们算一个学期了，都没有唱歌，你唱不了歌，一个歌总要到咪吧，但是我一到咪就破了，就拐弯了，就是唱中声区，唱了好久。
1940年，法西斯德国入侵法国，无依无靠的周小燕姐弟二人只好跟随房东一起逃难，但不久就被德军抓住，押回巴黎。颠沛流离的周小燕又回到了贝纳尔迪的课堂，她的声乐学习出现了奇迹般的转机。
周小燕：他说你下一课你就准备《弄臣》的《吉尔达》的《亲爱的名字》这个咏叹调。
周小燕：怎么一下唱这个，当然高兴啊。我能唱得出来吗？那就是咪，咪瑞哆西哆咪发咪瑞，都在这个地方，他有经验了，就专门从这个地方起音往下走，起音往下走，他就想着这样一个咏叹调，就这么唱出来了。
贝纳尔迪全新的教学方式，让周小燕跨越了声乐学习的障碍。经历七年艰苦磨炼的她登上巴黎国家大歌剧院，以美妙的歌喉征服了挑剔的法国观众。1947年5月，她应邀前往捷克，参加布拉格之春音乐会。这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一次音乐盛会。
主持人：说起二战之后的首届布拉格之春的音乐节，应该说回想起来都是很令人激动的，应该说是那个时候音乐界的一个盛事，你像小提琴家奥伊斯特拉赫，他们都有参加，那么当时云集了应该说世界上最伟大的一些音乐家，那么您非常幸运，作为一个中国人，跟他们能够同台演出，进行交流，那是不是觉得一生都是难忘的？
周小燕：真是，所以我说我是幸运的，很多事情都证明了我是幸运的，像这个布拉格之春也是。第一届布拉格之春，派去的代表都是一流的，这是奥伊斯特拉赫，肖斯塔科维奇（作曲家），美国的波恩斯坦，还有捷克的库布利，还有英国的梅纽因，全部是世界级的，梅纽因跟奥伊斯特拉赫在音乐会上拉的二重奏，声音纯得，音乐处理得，那真是美，真是好极了。给我最大最深的印象，就是这些音乐都是第一流的，可以说世纪的音乐家，可是他们朴素，奥伊斯特拉赫也好，肖斯塔科维奇也好，都是亲切可爱，所以我就觉得这样才是大家，他是平易近人。
周小燕：我记得那次差不多都是中国歌，贺绿汀的《神女》，刘雪庵的一些曲子，《红豆词》之类的，还有齐尔品专门替我写了几首歌，比方说《春眠不觉晓》，还有民歌改编的《大河》《杨柳》，我唱的就是这一类的歌，所以他们觉得美得不得了。
周小燕：是，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一有机会就传播我们的音乐文化。我记得吴祖光有一次回来，要寄一个报纸的简报，他给我，他说他到法国去出访，碰到一个法国的汉学家，他就问他，你怎么引起对中文的兴趣，你成为一个汉学家，他说，说起来也好玩，他说我曾经听见一个中国姑娘唱中国歌，我觉得中国语言美极了，那个中国姑娘就是我，那个时候一个小胖子，就是唱这个《紫竹调》，他就觉得美，尤其在国外在唱中国歌感情不一样的。
主持人：所以说看来如果是我们把自己国家的歌唱好，同样中国的文化也能够去流行在国外，也能够在国外引起反响。
周小燕：所以我觉得，我跟小廖说，这是很重要的。你要唱他的东西，要唱到他服你，你光会唱他们的东西，不会唱自己本国的东西，人家看不起你，不光觉得你是个瘸子，他看不起你，就是你们国家没有文化，或是觉得你们国家有这么悠久的文化，你没有文化，所以这种民族的自尊心要有，而且可能越在国外越有这种民族自尊心，你有民族自尊心，人家才会尊重你，你自己没有民族自尊心，对人也是一样的，你尊重别人，别人尊重你，你要有自信，人家才会信任你。
在这场举世瞩目的音乐会上，周小燕以完美的演唱技法和夜莺般的歌声赢得了世界的赞誉，欧洲舆论界将她称为“中国之莺”。当布拉格之春帷幕落下之后，世界各地的歌剧院都向周小燕敞开了大门，而此时，她却踏上了归国的旅途。
主持人：那您看，周先生，应该说这次的布拉格之春音乐节，也是奠定了您在国际乐坛的地位，那为什么在您的事业正好往上走的时候，应该说蒸蒸日上的时候，您却放弃了这个阵地，毅然决然回国了呢？
周小燕：我去的时候，我父亲就是几句话，不要忘记你是个中国人，第二，学好了不要呆在外国，要回来，要回来对你的国家效劳，要为国家做一点事情。我就觉得好像呆在那里九年，我学完了，我演唱了，基本上得到好评了，该回去了，我没有考虑什么，觉得是应该的，我就这么回来了。
周小燕的回国掀起了一股周小燕热，为了声援进步学生的“反内战、反饥饿”运动，她在各地筹办音乐会。此时，陶行知在上海创办的育才小学向周小燕发来了邀请，希望她来为孩子们担任声乐教师。周小燕放弃了再次返欧访美的计划，留在育才小学义务教学。
主持人：但是有一点我确实觉得很难理解，一般的年轻的演唱家或演奏家，他由于要忙着他的演出的事务，一般来说，他不太愿意花时间去教学，因为在台上演出和教学是两回事，台上是个人才华的一种展露，教学他是园丁，他是幕后的，那您当时应该说事业非常好，你怎么会有兴趣到育才小学教这些难童唱歌呢？
周小燕：这恐怕是家庭影响的，我好像并没有考虑到这是不是对我的舞台艺术有矛盾，或者什么，好像没有考虑这么多，就觉得很高兴，等一去，看到这样的条件，很同情，就是这么工作上了。
主持人：但育才小学应该说是您歌唱教育事业的开始，您从教这些孩子当中，您觉得您最大的乐趣是什么？
周小燕：我教他们，从同情到发现他们里头有个别的确实是有嗓子，而且那种眼睛看着我，就是巴不得好学的那种，迫切的求知欲，这种都使我很感动的。包括很多学生，就比如李秀英、方琼，还有刚刚回校任教的青年教师张奕，他们即便已经在音乐学院任教，依然会经常来我家，聊聊声乐的技术、聊聊教学上的问题。
1949年，在迎来新中国成立的同时，周小燕也迎来了全新的生活：受聘担任上海音乐学院教师。惊喜之余，她又接到通知，去北京参加全国第一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
周小燕：在文代会上见了周总理 、毛主席，这些党的领导，还有一些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丁玲、田汉、郭沫若、周总理，都是说要做人民的音乐家，做人民的代言人，要人民喜欢你 ，后来我跟周总理说，我也没有为革命做什么，人家说我是投机，好啊，他说但是你投人民的机，永远站在人民一边就好，我想又是人民，所以我从那个时候起，我说中国人不能忘记中国人民，要为中国人民做事情，为自己的祖国做有益的事情，我就只能培养人，我就只能做这一点事情。
建国后，她作为文化的使者，经常出访东南亚及东欧国家。同时，她也从一名歌唱家变为一名声乐教育家。走工厂、下农村、访部队，音乐成为她生活的全部。然而，这一切在文革期间都被剥夺了。
周小燕：那个时候很痛苦的，又不能唱了，连看书都不许看，所以那时候很苦的，所有的书、唱片，都要自己撕掉，自己毁掉，这个心里头觉得，干吗要这样做啊，那都是很痛苦的，但是也无能为力，也就这样认了，叫我自己回家，自己消灭四旧，我说什么是四旧，高跟鞋自己敲掉，唱片自己摆在一个不平的地方踩了，毁掉它，书称斤卖掉、撕掉，那时候是很痛苦的，我觉得最大的最残酷的就是毁灭了文化、教育。
历经文革磨难，周小燕重新登上了讲坛。80年代初，她的学生屡次在国际声乐比赛获奖，这是中国音乐界同世界隔断了20年后的复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