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的10月1日，开国大典在北京隆重举行，《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奏响。《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抗日救亡氛围浓重的上海。诞生之初，该歌曲借助上海发达的媒介网络迅速传播，救亡歌咏运动又将《义勇军进行曲》的传播推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在抗战时期，《义勇军进行曲》成为中国人民最常唱起的一首歌；在世界舞台上，《义勇军进行曲》成为最能代表中国的一首歌曲。而上海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都见证了《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录制、传播和荣光。
田汉居所
（原山海关路274弄11号）
1934年冬天，田汉创作了电影《风云儿女》的故事文本，交由中共领导下的左翼电影公司——电通制片公司进行拍摄。在交出故事文本后，田汉有了《义勇军进行曲》歌词的初稿，随手写在一张香烟盒的衬纸上，可惜尚未来得及誊写就被捕了。日后出版的《田汉全集》之《书信·日记·难中自述》中提到：“我是在山海关路被捕的，在赴一个讨论梅兰芳赴苏演出宣传工作的宴会上回来的时候。先被关在爱文义路巡捕房。妻女也一起抓去了。”田汉被捕的时间是1935年2月19日。这一时期，田汉的家正位于山海关路安顺里（274弄）11号。《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地便位于此。
聂耳居所
（今淮海中路1258号3楼）
1935年初，得知田汉为《风云儿女》创作了歌词，聂耳自告奋勇要为之谱曲。根据聂耳日记可知，1935年初，他居住于霞飞路1258号3楼。为了创作曲子，聂耳常常整夜大声歌唱、大步踱来踱去，引来楼下白俄房东的严厉斥责。由于参与左翼活动引起国民党当局注意，聂耳赴日暂避风头。离沪前夕，聂耳到电通公司摄影棚用简谱初稿试唱，认真听取了司徒慧敏和张云乔等人的修改意见。4月底，聂耳在日本完成了《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并在留学生聚会上演唱。这是《义勇军进行曲》在国外传唱的最早记录。4月底5月初，聂耳将曲谱最终修订稿寄回国内。作为电影《风云儿女》投资人的朱庆澜将军在曲名“进行曲”三个字前面加上了“义勇军”三个字，歌曲由此得名。
百代唱片公司录音棚
（今衡山路811号百代小红楼）
在《义勇军进行曲》创作完成之后，电通公司开始酝酿录制工作。考虑到这首歌曲歌词鲜明强烈、曲调慷慨激昂，过早流传出去会招致不必要的麻烦；同时也考虑到演出人员众多，不容易把歌唱整齐。于是，电通公司决定由青年歌唱家盛家伦、电通公司剧务主任司徒慧敏、导演兼演员袁牧之以及郑君里、金山、顾梦鹤、施超等7人，在吕骥和任光的指挥下，组成一个小乐队。5月7日（一说5月9日）这一天，这个临时的小乐队在当时中国规模最大、设施最完备的唱片制造厂——百代唱片公司的录音棚第一次录下《义勇军进行曲》并灌制成唱片，后将唱片上的录音转录到了电影《风云儿女》胶片上。
电通制片公司
（原荆州路405号）
1934年夏，中共地下党组织通过司徒慧敏争取了马德建、司徒逸民等人的合作，组成了左翼影片拍摄基地——电通制片公司。1935年初，为了便于工作，电通制片公司迁至荆州路405号。《风云儿女》是其迁入新址后拍摄的第一部影片。这部由田汉提供故事文本、夏衍编剧的电影，描述了青年诗人辛自华的转变和大学生梁质甫毅然参加抗日的故事，通过剧情表达了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的愿望。据主演王人美回忆，最后的镜头是在5月初的一个深夜拍摄的。唱片里播放着《义勇军进行曲》，大家边做着动作，边随着唱机里的歌声唱着。
金城大戏院
（今北京东路780号）
金城大戏院即今天的黄浦剧场。1935年5月24日，电影《风云儿女》在金城大戏院首演。尽管对于影片的艺术表现褒贬不一，
李树德堂广播电台
（原凤阳路黄河路口）
在《风云儿女》首映后的第十天，即1935 年6月4日，民营广播电台“李树德堂”播放了《义勇军进行曲》。这是上海第一家播放《义勇军进行曲》的电台。其后，上海各家电台竞相播放这首抗日救亡歌曲。在淞沪抗战爆发之前，共有25家电台先后播放过《义勇军进行曲》，占上海电台数的近九成。在1935年6月至1937年7月的两年多时间内，《义勇军进行曲》在上海电台的总播放数达179次，平均每4天播放一次。作为当时最具传播效力的大众媒介，广播急遽扩大了《义勇军进行曲》的影响。
民众歌咏会会址
（今四川中路599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