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内外的应用民族音乐学：对话与反思》《外部扩展、内部扩展、超扩展——音乐社群参与的类型定义》等13篇选自“国际传统音乐学会第六届应用民族音乐学(AE)国际研讨会”的论文，经过翻译、评审、编辑等工作，集结于《应用民族音乐学：实践、政治与挑战》(Applied Ethnomusicology：Practices，Policies and Challenges)，由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于近日出版。该书也是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中国音乐学术外译的成果之一。“以前，我们是把外文书籍翻译成中文引进出版，现在，我们直接出版英文书籍，不仅方便国内读者阅读英文著作，也能在世界范围内扩大读者群，把中国文化传播出去。”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社长张伯瑜说。
将会议精华“酿成”蜂蜜
2022年7月，“国际传统音乐学会第六届应用民族音乐学(AE)国际研讨会暨第二届音乐、教育和社会融入(MESI)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举办。研讨会主题为“使音乐具有社会意义的理论、方法与实践”，研讨内容包含音乐创作、表演和传播的过程，社区凝聚力和幸福感，音乐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相关法律，音乐文化的平等权利，音乐的正规和非正规学习，音乐可持续发展和环境等问题。来自美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瑞士、巴西、尼日利亚、海地、克罗地亚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43名外国学者以及21名中国学者，出席会议并进行了论文发言和研讨。人类学家、民族音乐学家安东尼·西格尔将此次会议比喻成一朵完美无瑕的花朵，“出席研讨会和研究小组会议的学者们就像一只只蜜蜂。蜜蜂从花朵中啜饮甘甜的花蜜时将花粉带到其他花朵上，然后返回蜂巢制造蜂蜜并养育更多的蜜蜂。”
会后，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组织编辑委员会，从研讨会众多投稿中选取8篇国外学者的文章，5篇国内学者的文章，由辉博·史波斯、林维亚、张伯瑜编辑出版论文集《应用民族音乐学：实践、政治与挑战》。“本书作者们所书写的内容和方法都极为不同，但他们都展现了极高的热情和明晰的观点。我们能从中读到作者们的深刻反思——包括批判性的自我反思。”澳大利亚格利菲斯大学副教授辉博·史波斯为该书撰写导读《充满活力的多样化应用民族音乐学实践》。安东尼·西格尔为该书撰写前言《研究小组，蜜蜂们和应用民族音乐学中的对话》，希望论文集就像是由研讨会产生的蜂蜜，读者阅读这些成果，从中汲取观点和方法，运用它们，然后将它们传递给更多人。
什么是应用民族音乐学
《应用民族音乐学：实践、政治与挑战》分为三个部分，包括“应用民族音乐学领域中的一般性反思”“应用民族音乐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不同环境中的应用民族音乐学”。
书中作者大多在探讨一个问题——什么是应用民族音乐学?西方学者和中国学者对应用民族音乐学的解释有所区别，甚至中国学者之间也没有统一的意见。张伯瑜在文章《中国内外的应用民族音乐学：对话与反思》中指出，应用民族音乐学在中国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同时又很古老。“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用音乐来改善人民的生活是中国自古以来就广为存在的。民族音乐学研究和应用民族音乐学在某种程度上一直是相互交织的。张伯瑜划分二者的标准是：民族音乐学包括将音乐声音当成艺术形式的研究和有关音乐行为的研究;应用民族音乐学是对表演背后内容的研究，包括管理、政策制定、宣传、社会服务、传统音乐教育等。“我们在不断更新对不同地区和国家以及不同个体和社群对应用民族音乐学的理解，这将会是一个持续被讨论的话题。我们不需要绝对的答案，但我坚信持续的文化间的对话会让我们的思维变得更敏锐，让我们的工作更加出色。”张伯瑜撰写的《中国内外的应用民族音乐学：对话与反思》是第一部分“应用民族音乐学领域中的一般性反思”的首篇文章。该部分还收录了伯恩哈德·布雷宾格《外部扩展、内部扩展、超扩展——音乐社群参与的类型定义》、安东尼·西格尔《勿忘大背景：短期应用项目和长期可持续性》等两篇文章。
书中第二部分“应用民族音乐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收录的四篇文章都来自中国学者，包括萧梅、魏育鲲的《中国民族音乐学者对传统音乐表演的参与方式：从个人视角展开的讨论》，曾毓芬的《赛德克族的乌亚斯-格美额奇祭典舞蹈歌：台湾文化可持续性工作的个案研究》，高舒的《实践与实验：非物质文化遗产新形式——中国文化生态保护区》，冯志莲的《地方音乐院校与“非遗”传承的可行之路：以国家级科研项目“东北大鼓艺术流变研究”为例》。“选择这些文章是希望展示中国学者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作出的贡献，给世界提供可以借鉴的方法，比如，设立非遗保护区、非遗进校园等。”张伯瑜说。
第三部分“不同环境中的应用民族音乐学”共五篇文章，包括马提亚斯·莱维《博物馆展示中的应用民族音乐学：对作为知识传递方式的声音叙事的批判性思考》，林维亚《“音乐无国界”：如何以民族音乐学作为途径落实跨文化音乐教育——以奥地利为例》，佩佩图亚·莫夫比·奇亚冈、内波穆克·莉瓦《表演文化的可持续性：西非研究生应用戏剧工作坊的基本原理及影响》，丹·本卓普斯、罗伯特G.H.伯恩斯、亨利·约翰逊《罗摩与虫：应用民族音乐学中基于表演的方法》以及多纳·伊冯娜·拉娜民族音乐学研究小组《基伦博，贫民窟，街头：里约热内卢反黑人种族屠杀中的“分歧沙劳”》。“最后一章是非常强而有力的，它描述了在巴西里约热内卢支持反黑人种族屠杀斗争的音乐集会，聚焦于他们录制的音乐影像《基伦博，贫民窟，街头》。”辉博·史波斯表示，多纳·伊冯娜·拉娜民族音乐学研究小组的五位成员中只有两位接受过学术教育，但他们是平等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实践音乐工作的人不再仅仅被视为“信息提供者”或“研究对象”。
感受英文语境下
不同学术思维
《应用民族音乐学：实践、政治与挑战》采取全英文出版，将中文文章翻译成英文会遇到很多问题，比如，很诗意的语言不能直译，而需要理解中文的意思之后，再用英文比较诗意的方式表达出来。该书语言规范由文字编辑林青华把关，出版规范按照国际化标准。其中，同行评审环节由评审专家对每篇文章提出问题，作者针对这些问题对文章进行修改。“每一章的作者都对其会议报告进行了改进。书写的文字也比口头报告更有利于读者的理解，你可以反复地阅读一个句子，查看一个用词，或者做一些标记以方便进一步查阅。”安东尼·西格尔表示。
书中作者来自世界各地，探讨的问题覆盖面广泛，能够引起世界各国读者的兴趣。“应用民族音乐学在世界范围出版的专著很少，这本书是该领域一本很好的教材。”张伯瑜说，读者能够在书中看到不同国家学者的写作方式并学以致用，除了学习语言之外，也能学到不同国家学者的学术思维与陈述问题的方式，为工作提供更多视角。
目前，英文仍是国际学术界通用语言。对于国内学者而言，在中文环境下，人们很难做到每天说英文，而阅读是提高语言水平的有效途径。“刚开始阅读英文时，速度会比较慢，之所以感觉困难，是因为读得少、不习惯，就像五线谱和简谱之间的转换一样，英文阅读是一个熟能生巧的过程。”张伯瑜认为，跨语言阅读的双重思维，对学术能力的塑造是非常有帮助的。他表示，
本报记者 卢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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