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海上繁华，由最初对各种物质现实的感知到对于精神内蕴的体验，文化市场的贯通其间是功不可没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文化的兴盛，文化经济与消费主义、市场与城市物质生活的细节，共同缔造了“大上海”的摩登时代。
1934年，一个甫来上海一月余的年轻人表达了“大上海”给予他的一种惊异：
一切新兴的东西，物质的、精神的，都由上海发动，然后推到全国去。虽然所谓新文化运动的五四运动发源于“北京”，一九二六年国民革全军发难于广东，可是上海仍是中国工、商、经济、文化、出版界的中心。从物质文化方面看，从非物质文化这方面看，上海都是中国的头脑。
“上海是中国的头脑，是一切活动的中心”，1920、30年代的上海，成为近代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文化中心，在教育、新闻、出版以及文学、电影、戏剧等各式各样的文化形态方面引领着中国文化的最前沿，以一种空前的活力与想像力创造着一个现代大都市的神话。
关于近代上海文化的既有研究已很多，但在这里，我更想关注的，是一个文化空间的生成问题。社会经济制度、消费主义，以及作为引领者与关联者的市场在都市文化的网络中相遇，文化人的成群结队来到上海，这个城市究竟有什么在吸引他们？在一个物质主义泛滥的现代都市里，性灵与物欲、文化、生活与消费，他们矛盾着又相互依赖着，是什么力量维系、关联于其间？城市文化在其生产及获取持续生命力的过程中，究竟有些什么样的因素参与其中？各自的角色、作用、特征又是怎样？从这些问题出发，我们需要考察的是，1920、30年代，上海文化的黄金时代是如何开始的。
1920-30年代，上海文化空间的生成有其赖以发生的人文环境及其独特的生产模式。
上海作为一个成熟的工商经济中心，也是晚清五口通商以后逐步奠定的。据1935年的调查，上海公共租界就业人口的职业构成，工业占28．28%，商业占16．36％，银行、金融和保险业占．95％。1946年对上海290万就业人口的统计，从事商业的人口多达57万，占19．76％；在商业中心的黄浦区和老闸区，从商人数比例高达45％和44％。就从事工商业的人口比例而言，也实证了民国上海不可动摇的经济中心地位。工商经济发达，造就了繁盛的商业氛围。这使得生存于其间的文化组织也深深沾染和浸润了商业化的气质。胡道静在《上海的日报》一书中谈到上海成为全国新闻纸中心的原因时说：“上海商业的发达，使报纸容易获得培植的原运力。”这是以新闻业为例，指明了文化的发达实则与商业、市场的成熟有莫大关系。
以市场为联结，文化内部各构成因素之间往往是连成一片的。以上海的戏曲市场为例，其兴盛以至成为戏曲荟萃之地，与上海近代都市化进过程同步。成熟的文化经营体制及由之造就的广阔的市民文化娱乐市场使得各种戏曲在上海都有生存空间。1860年代后期，京剧名角纷纷南下上海，与原来在上海演出的徽班演员共同造就了沪上的“梨园盛世”。太平天国运动以后，东南富户纷纷迁居沪上，在上海租界开办工厂，经营商业，租界万商云集，人口激增，工商业迅速发展，商业中心由原来的五马路逐渐向石路（福建路）、大新荷（湖北路）扩展。经济繁荣促进文化娱乐业的发展。几年间，规模宏敞的大型剧场相继出现，如汉口路广西路口的文明大舞台，九江路浙江路口的新新舞台（原为楼外楼游乐场），福州路云南路口的大新舞台，牛庄路广西路口的三星大舞台，福州路湖北路西首的丹桂第一台，闸北的春华舞台，南市九亩地的新舞台，虹镇的翔舞台，都成了京剧的大本营。1920年代起，由于戏剧兴盛，上海又涌现了许多新的演出场所，这时兴建的剧场无论规模和设备都有很大发展。到1930年代，据不完全统计，上海戏曲演出剧场有一百多所，观众席位总数达10万个以上，一个演员有时一年要演出400多场。上海有关戏曲的报刊（包括报纸专栏和专业性戏曲报刊）不下几十种，加上各种剧场、演出的经纪人、服务人员，围绕戏曲活动的是一支庞大的职业队伍，而戏曲活动的消费成员，每天起码一二十万人。除了专门的剧场，上海还有许多游乐场也兼演出戏曲。如花花世界、新世界、大世界、神仙世界、小世界（原南市劝业场）等，后来法租界又曾开过一家大千世界。还有几家大公司的屋顶花园，如永安天韵楼、先施乐园、新新游乐场、大新游乐场和南市小东门的福安公司，都有京剧专场，且都是日夜两场戏。此外，不少大戏院，如黄金、卡尔登、皇后、亚荣、虹口、卡德等，也常上演京剧。这既为京剧在上海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亦可见京剧在上海扎根后呈现的繁荣局面。完善的演出场外，固定的观众也是戏曲市场发达的重要保证。有研究者将旧上海的京剧票房归为八种类型：（一）属于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如海关俱乐部平剧组、警察局俱乐部平剧组、工部局华员俱乐部京剧组等，银行界以中央银行为首的约二十余家大型银行都有业余京剧组织。（二）属于各行业公会的，如粮食业的粮社、橡胶业的胶社、烟洒业的烟社、铜锡业的锡社等。（三）属于同乡会的，如山东同乡会的鲁社、宁波同乡会的甬社等。（四）个人出资创办的，如“海上闻人”林康侯的大社、“海货大王”桂襄卿（梅门弟子、著名京剧演员沈小梅之夫桂伟桢之父）的襄社、黄振世的振社、丁存坤的丁社、陈中和的平和社、祥生出租汽车公司周祥生的祥社、戏剧界名流刘菊禅的菊社、周信芳女婿张中原的大观雅集票房等。（五）由各亲友集资合办的，如亦社、龢社、德社等。（六）隶属青洪帮组织的，如张仁奎的仁社、黄金荣的荣社、杜月笙的恒社，洪帮成立的洪社，等等。票房常为帮会集团聚会之所。（七）既是票房，又具研究性质的，如黄桂歇的秋声集、杨畹农的梅剧进修会（研究梅兰芳派艺术）、陈大濩的濩声社（研究余叔岩派艺术）、苏少卿的国剧协会（兼京剧生旦净丑各行当及文武场面的研究）等。它们以研究流派艺术为主，教授方法从过去的心传口授，发展到使用剧本、简谱、讲义，便于学者掌握。（八）少数票房是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以学戏、演戏作掩护，如益友社、华联同乐会平剧组、银钱业联谊会（简称银联）等。在为数众多的票房中，社员（票友）多的有数百人，少的也有二三十人。成熟的戏曲市场和演出体制造就了近现代上海戏曲舞台的丰富和繁荣。市场奠定了生存的基础，也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市场越大、观众越多，对戏曲艺术本身的提升就越有利；而随着艺术水准的提升，观众愈发沉迷。如此，便在文艺和市场之间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的发展模式。可以说，近代上海戏曲活动的兴盛，几乎就是由商业化的经营方式所造就的。
商业化的运营手段与文化事业的互为促进，这在近代上海的文化发展史上是重要的一题。再随举几例：
1920-30年代，上海文化事业普遍实行了企业化。商务印书馆从初创时的3间破房、8台旧机器发展为全国最大的出版企业。而中华书局在陆费逵领导下，先后在常德、张家口、兰州、香港等十几年地方增设分局，建立连锁网点，把书籍的发行范围扩展到广大内地中小城市与南洋一带，形成了企业化经营的良性循环，出书种类与数量剧增，获得了广泛的市场和利润。
民初发行量最大、最有影响的小说杂志《礼拜六》。销路最多时达到每期2万份。“每逢星期六清早，发行《礼拜六》的中华图书馆门前，就有许多读者在等候；门一开，就争先恐后地涌进去购买。这情况倒像清早争买大饼油条一样。”《礼拜六》是一本完全依靠市场生存的小说类杂志，它的商业性毋庸置疑。鸳鸯蝴蝶文学努力在建立一种适合现代都市商业运作机制的文化形式，它的类型化操作（小说人物、故事、道德以及形式的类型化）使它比较容易找到固定的消费者。同时，通过尝试，它实际上已经建立起某种形式的文化市场；一定的写作者同一定的阅读者之间的良好供求关系。民初职业文人所建立的报刊、小说、戏剧、电影之间的共同关系，对于文学的传播和扩大影响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创刊于1926年的《良友画报》同样是因成功商业运营模式而拥有巨大影响力的一份杂志。《良友画报》从一开始就按照商业化的经营方式运作，其创办者伍联德就曾开宗明义地说表示：“以商业的方式而努力于民众的教育文化事业，这就是我们的旨趣。”所以，《良友画报》非常重视读者，也非常注意杂志的形象包装，无论是版式还是纸张，在制作上它总是精益求精，成为当时印刷最为精美的一份杂志。“良友版”成为当时优质出版物的品牌。
上海文化市场的发达除了单个企业成功的产业化经营，还包括了一种全方位、多层次的互动经营模式。以当日的上海杂志发售为例，1930年代一篇关于上海杂志研究的专论中，将当日上海的杂志发售渠道分述为以下五种形式：
第一要数到书店。书店是印刷工具和资本的拥有者，发行杂志自然就成不了大问题。上海书店林立，每家都有一种至数种杂志出版，这数目就不少了。还有许多杂志名义上是由什么团体经营，可是除了编辑以外，印刷发行方面往往是和书店合作，由书店负责的。
第二是报馆。各国的大规模报馆，除了每天发行朝刊、夕刊外，总有周报、月报等附属刊物。上海的报馆现在只有申报和中华日报各有一个朋刊，大陆报有一个周刊，则是英文的。
第三是团体。上海的学艺团体及职业团体很多，大都各有一个或数个机关刊物，发表研究文字及互通消息。虽然有的销行供外界阅读，有的只供社员看的，合计起来约近百种。
第四是学校。情形和团体差不多。不过上海的学校虽多，公开于社会的并著名的发刊物却很少，数量和团体比起来只及十六分之一。
第五是个人，纯粹的个人办杂志，经费是很大的问题。但在上海个人组织的杂志却不少，数量几与书店所出杂志相埒，当然有好多是实际上级政治关系或职业关系（如一部分的医学杂志）的津贴，但为了兴趣或信仰而自己挖腰包的也不少。尤其是靠笔杆吃饭朋友的苦干，你看袁牧之办《戏》月刊发刊宣言所说的吧：“如其同志们能付以同情，就挨着饿苦干我也甘心的。”
这些不同层次、不同形式的经营者在极大程度地拓展着杂志的发售渠道，使得上海的报刊市场缔造了1920、30年代的出版盛世。
张静庐在回忆录中曾完整介绍过他所创办的上海杂志公司的经营情况。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上海之所以成为新闻出版的中心，与其成功的商业运营手段是分不开的。张静庐总结说，杂志创办初期，之所以能很快获得成功，缘于经营上“快、齐、廉”的三大策略：
杂志营业和书籍贩卖出有些不同，它含有时间性，失了时效就没有人请教了，可是如何能够比别家快到，早一天拿出来卖给读者，倒是煞费苦心的事。为要达到这个目的，因之常常不恤亏本。商人口里的亏本，本来不容易使人相信的，欲语说“千卖万卖，亏本不卖”，你所谓的亏本，在听的人也不过当你是《商人宝鉴》里的一句术语而已。实在说来，我们却真的在做亏本生意。举一个例：那时公司门市上出卖杂志新书，都是照实价打九价的。当良友图书公司将这一期《良友》出版后三天之内，决不批发给同业的，除非是到他们市上去零买。零买要照实价计算，不折不扣。为要快到，我们就不恤以实价四角一本，向他买来，立刻在公司柜台上卖给读者，仍照向例九折收款，这样做，去一本，亏本四分。这就是亏本的实例，但是“快”到底实现了。
至于齐，那只要你肯留心，不管它有人请教没有。一本刊物的出版，无论如何专门性，总有它的读者。比如关于天文学的杂志，向来不为书店所愿售，因它是冷门货。更因它销得不广，还得先付书款。这在从前是没有一家书店肯干的。现在我们为要办到齐备，当然顾不得捐、损失与否，卖得了或卖不了。留心搜集起来，也有四五种呢！
第三是廉。读者购买力薄弱，没有资力买新书，也很少有余资多买杂志，虽是杂志比较书籍便宜，为要减轻读者的负担，公司方面用着两天生意一天做的办法：譬如一天要做三二地生意的利润，可以维持一天的开支，现在呢，我们用廉价的办法，使它做到六十元来维持一天的开支。一而二，二而一，目的还是同样的。普通商业上的口头禅叫做“薄利多卖”。
在上海杂志公司成立之后的第三个月，营业额就达到了九千六百元，“比较任何有历史、有地位、有号召力的书店相差无几”。杂志社除了本身的门市销售，还从事代订、代办、代理的业务。以代订为例，上海杂志公司并不限定于发行的自己的刊物，还广事搜罗各种杂志，陈列在一起，等于一个“杂志市场”，让读者可以随意挑选。为此，还专门成立代订部，训练了几十位熟练的店员，专门管理这部分代订、代发的业务。只要是定期出版的刊物，都可以在此销售。由公司接受后，出立代订单交给读者，隔天就将底下一份通知单送给原出版处，而上海杂志公司可以获得百分之十或百分之五的手续费。代办部的工作则分为两个部门，一是属于读者零星委托代办一种或几种书报或杂志的，独立名称叫“邮购信托部”。力求为读者提供周到、迅速的服务。另一种是属于外埠同业委托代办外版书报杂志，就是与公司交易经售本版的新书杂志之外，同时更接受它的嘱托代办别家出版的各种书刊。这种代办业务，由于进货量大，所以折扣和回佣也比较高，代办者可以从中获得很高的利润。另外，上海杂志公司为吸引读者，还采用过半价优待订户的经营策略。以销售数量抵消纸张和印刷的成本，从中获利。张静庐详细描述的上海杂志公司的代订代销业务，这在当时的上海并不是个别现象。那时的出版行业中，存在着形形色色的促销手法。比如代购业务，就非常普遍。据茅盾的回忆，美国人开的“伊文思图书公司”有英、美出版的新书，也有杂志。它所没有的书，开了书名，就可以由它代购，书到后付款。茅盾还曾经从日本东京丸善书店西书部索得它每月出版的已到及将到的欧美新书、杂志目录，这比伊文思图书公司的书目更完备。向丸善书店订购图书，也是书到付款。茅盾说，在上海，买书的路子是很宽的。
当时各家书店门首扯起了旗子，上写“出清底货大贱卖”，“关店大拍卖”，也有站在门口叫喊“一分洋钿买本书，勿要错过好机会”。有的索性把书籍摊在人行道水门汀上叫卖。有些书店门口扯起的旗子上，明明写着“大廉价一个月”，可是这面旗子因悬挂日久，已破旧不堪。还有些“卖噱头”的书贾，以赠品号召，说买一块钱书得摸彩一次，头彩留声机一只，二彩风琴一座。于是买客买了书，伸手到一只木箱里去摸出一个纸卷来，一看总是十七八彩，铅笔一枝或橡皮一块，头二彩压根儿没人得到过，买客自然不信任起来。于是书贾又想出办法，叫自己人手里预先夹了个二彩的纸卷，伸进木箱，假做摸出卷子来的样子，大声叫喊：“摸着了二彩！”在人丛中掮了只风琴就走，引起了众人的欲望，大家买了书去摸，哪里有什么头彩。他们又怎知这座风琴晚上又送了回来，目的是引人入港，装装幌子的。
鲁迅在一篇题为《书籍与财色》的短文中，也为我们描写了上海出版业中滑稽、精明的各类促销手法：
书籍用实价．废去“码洋”的陋习，是始于北京的新潮社——北新书局的，后来上海也多仿行，盖那时改革潮流正盛，以为买卖两方面，都是志在改进的人(书店之以介绍文化者自居，至今还时见于广告上)，正不必先定虚价，再打折扣，玩些互相欺骗的把戏。然而将麻雀牌送给世界，且以此自豪的人民，对于这样简捷了当，没有意外之利的办法，是终于耐不下去的。于是老病出现了，先是小试其技：送画片。继而打折扣，自九折以至对折，但自然又不是旧法，因为总有一个定期和原因，或者因为学校开学，或者因为本店开张1年半的纪念之类。花色一点的还有赠丝袜，请吃冰淇淋，附送一只锦盒，内藏10件宝贝，价值不资。更加见得切实。然而确是惊人的，是定1年报或买几本书，便有得到“劝学奖金”100元或“留学经费”2000元的希望。洋场上的“轮盘赌”．付给赢家的钱，最多也不过每1元付了36元，真不如买书，那“希望”之大，远甚远甚。
“书籍”与“财色”，这当然是讥讽的论调，可是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到彼时的上海存在着多么浓郁的商业氛围。它渗透、浸染于一切人和事，即便是作为精致与高雅生活象征的书籍也难以遁形。再以茅盾的记述为例。1920年代，他在商务印书馆的《学生杂志》任编辑，主编朱元善想出了一个有效的促销方法：杂志向全国各地的中等学校征稿，无论学生或教师的稿子，只要做得好，一律录取：“一则登了出来，学校当局、教师、学生，都觉得光彩，就会逢人夸耀，这就成了我们这个杂志的义务推销员；二则，学生来稿录取了，不付现金报酬，只送书券，临时填写价目，从二元至十元不等，用这书券可买商务出版的书，这又为商务的书籍推广了销路。”茅盾说，这是十分有效的促销办法。朱元善因为这样“精明”的“发明”，得到了商务老板的器重。还有一则茅盾自己的经历。他的小说《子夜》出版后三个月内，重版四次；初版三千部，此后重版各为五千部；这么大的发售量，在当时，实为少见。这本书之所以会如此畅销，是因为“向来不看新文学作品的资本家的少奶奶、大小姐，现在都争着看《子夜》，因为《子夜》描写到她们了”。甚至是电影界中的人和舞女也成为《子夜》的读者。据说当时的上海小报曾登过这样一则新闻：“青年作家芳信娶曾为舞女者为妻，后因家用不给，妻乃重操日业，聊得微资，补助日用。忽有—男子来与跳舞，自称是茅盾，芳信之妻固知有作家曰茅盾，新作曰《子夜》，今忽逢其人，且与跳舞，不胜惊异，归告芳信。芳信疑之，因未尝听说茅盾到舞场也，因嘱妻，如彼人再来，可问索《子夜》，并须签名。芳信之妻如教行事。但所得之《子夜》，只签MD，而且此人以后也不再来了。”这当然只是一则逸闻，是否真有其事不可考。然而小报新闻以《子夜》和新文学作家茅盾为主角编纂的这一则故事，则鲜活地描摹了上海出版业灵活、多元的经营的销售渠道，其受众的广泛性也充分证明了成功的商业经营手段。难怪茅盾曾借小说《虹》主人公梅之口，说上海这个“文明的都市”“太市侩气”：尽管有无数的大报馆、大书坊、大学都在这里，“但这些都是文化吗？一百个不相信！这些还不是代表了大洋钱、小角子，拜金主义就是上海的文化。”这种无所在的商业化气息，当然也从反面成为了上海有着发达文化市场的一个镜像。
琳琅满目的文化商业广告也是促成上海文化市场空前繁盛的重要因素。1920-30年代，上海的广告业发展迅速，街头巷尾、各类交通工具乃至火柴、香烟、车牌和各类大众传播媒介中，无不充斥着广告，乃至车站、码头、市中心高大的广告牌与高楼大厦上闪烁不已、变幻莫测的霓虹灯广告更是绚丽夺目。时人称“商业之广告，乃销售上最重要之不二法门出，上海既为中国商业中心，广告之新颖灵巧，亦为首屈一指，无论文字图画、橱窗布置，大都精益求精。”据上海市公用局统计，1932-1934年上海的公共场所正规的广告牌已近4000平方米。
自从汪英宾从美国回来担任《申报》的广告部主任以后，对于广告方面的确是日有起见。且并为拉拢商店广告的便利起见，特另出一张《本埠增刊》专登广告式的文字，每逢阳历年底（圣诞节）前，还分出各种冬至特刊，和其他的装饰饮食等货的特刊，一方面是提倡，一方面可以多拉拢商店的广告。曾经还另刊广告竞赛，定有奖金，以资鼓励。《新闻报》也另刊有《本埠附刊》一种，其性质和《申报》的《本埠增刊》相同；有时还另印各业的专号，像烟草专号书籍专号等。……《时事新报》也有过《市声》一栏，现已经取消了。《本埠增刊》和《本埠附刊》因为所刊登的都是上海饮食起居衣装娱乐的事，很为上海人所欢迎，不过只限于上海。寄往外埠的报纸，就恕不附送了。
另外，他还提到，上海的晚报之所以发达，也全因为广告。由于丰厚的广告收入，上海的晚报卖价都非常便宜；而北平的晚报正是广告收入少，所以卖价要比上海高出一倍。卖价低，销量就好，如此，就形成了一个售与买之间的良性循环。在1930年代上海出版业的繁荣时期，书籍广告更是盛极一时。大小书店、出版社，几乎每天都有新书出版。“为了争取读者、扩大影响和销路，各书店、出版社都很注意利用广告这个宣传工具；因此书籍广告，各出心裁，呈现一派兴旺景象。”比如商务的“每日一书”，在几个大报上，每天都有固定的广告位，内容包括书目和文字介绍，有时还刊登特价发售的消息，以此招徕读者。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和新知书店这些新书业的代表，往往利用本社出版的各种杂志和书籍，刊登广告。杂志上的广告，大抵放在里封、底封，或者前后的衬页；书籍上的广告，大抵放在底封的衬页。每种广告大都由同类性质的书籍合成一组，这样既可以加强读者对同类出版物的印象，也可以便于读者综合选购。还有些小书店牟利心切，也往往在广告上大做文章，耸人视听。如有一个卿云图书公司，一度曾在所有大报的头版，以显著位置由某某“大律师”代表登出记号中，声明将要出版所谓《真本金瓶梅》，发售预约。实际这只是一个虚假广告，但却也成功地达到了招徕顾客的目的。
此外，大众传播媒体的发达也对文化传播、推广发挥了积极作用。几十家广播电台、上百家电影院、戏剧院、上千种报刊杂志，几万种书籍，构成一个铺天盖地、无所不在的文化海洋。以电影行业为例，1930年美国商业部的《贸易信息公报》刊载一份《电影在中国》的报告，指出“欧美所有的大制片公司都在上海有代理和发行人”，还记录了豪华影院的门票价：“从二角到三圆”（合美金7分到1元）。为了吸引上海的电影观众，“电影院几乎用尽了所有的广告策略，尤其是那些首轮影院。广告的主要媒介是中外日报，在城市各处、电车和公共汽车上张贴的海报和宣传画，霓虹灯以及其他的电招牌，新片预告邮件”，再加上电影院出售的一系列电影杂志。除此以外，还有在各种流行杂志上登载的连篇累牍的电影广告。比如奥登影院在《良友》画报上就连载过好几期的英文广告，把奥登描述成东方最宽敞最华美的电影宫殿：“完美的构造和设计。一切为观众舒适和健康着想。奥登首家为您提供最佳影像。”这些大众传播媒体在介入与引导现代生活、传播现代文化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力是非常巨大的。
成熟的商业市场对文化产业的促进作用还可以民国上海极为发达的工商美术作为示例。工商业的急剧发展需要与之相适应的促销手段，新型的工商美术便在上海中外工商业主的共同关心下应运而生了。月份牌的出现就是典型产物。
月份牌的创作灵感来自中国传统木刻年画“灶王码”，灶王码上印有24节气与“百日忌”，是简略的历本，有很大的发行量。受灶王码的启发，1888年，《申报》为了感谢订户，随报赠送一张1889年的新式月历牌，上面印有365天、12个月、24个节气，边框则由24孝故事为内容的图画组成。这种新式图片兼有灶王码与月份牌两者的特征，标志着新型的广告在上海诞生，此后英商利华公司曾印行《八仙上寿》月份牌。正式标明月份牌字样的是1896年印行的《沪景开彩图》，由上海四马路鸿福来吕宋大票行定制，画面由鸿福来票行、繁华的福州路和上海一些建筑组成，月份牌上有“中西月份牌随报附送不取分文”字样。
月份牌出现后很受上海民众的欢迎，采用月份牌作宣传的公司和产品很快获得了知名度，于是各公司争相仿效。到20世纪初，月份牌的发展异常迅猛，画艺高超的月份牌画家便成为商家重金邀画的对象，这样便造就了第一代月份牌画家，主要代表是周慕桥、郑曼陀、杭穉英等。这里，我们以风靡于1930年代的月份牌画家杭穉英为例，简述商业需要与文化的密切关系。杭穉英（1901－1947），浙江海宁人，13岁来沪，在土山湾画馆学画，后考入商务印书馆图画部当练习生。1922年，脱离商务，设立“穉英画室”，推出月份牌《闲游春园》，立刻为工商业主所赏识。杭穉英比周慕桥和郑曼陀更具有创新意识和商业眼光，他的创作开创了旗袍美女月份牌时代。郑曼陀的时装美女到1920年代已经变成了旗袍美女，但绘画中的旗袍美女不如街上的时髦女子美丽，杭穉英抓住这个需要创造新型美女形象的机遇，仔细观察时髦女性的发型、衣着、体态、笑容、姿势，参照外国画报女明星的形象，创造出上海滩的旗袍美女形象：乌发凤眼红唇皓齿，身材窈窕婀娜，身着各色时髦旗袍，加上闪亮首饰的点缀，具有极好的视觉效果，马上受到市场的追捧。杭穉英还注意建立起一个创作群体，他与师弟金雪尘（1904－1997）和徒弟李慕白（1913－1991）一起主笔创作，杭穉英的创意与修膳，李慕白的起稿与造型，金雪尘的背景衬托与服装配合，组合在每一张月份牌中。集三位高手优势推出的月份牌，上海滩无人能与之抗衡。杭穉英还将业务扩展到其他设计，他设计的“美丽牌香烟”、“双妹牌花露水”、“雅霜”、“白猫花布”、“杏花楼嫦娥奔月月饼盒”在上海家喻户晓，他们也因此成为工商美术设计最富盛名的人物，引导工商美术设计的潮流。
随商品赠送月份牌，这在1920、30年代的上海是很流行的做法。比如上海的烟草公司就总是在大木箱里附送一种时装美女月份牌，一式数份，既做了广告，又当了礼品，很受欢迎。叶浅予回忆，他父亲当时经营着一家专卖纸烟的小南货店，每每进货，便把随箱附送的月份牌分给店员，自己只带回家中一份，挂在饭桌墙上。每次只要新到了月份牌，叔伯邻居的女眷都赶来观赏。叶浅予说，当时的月份牌除了观赏，还可查阅本年的月份、日期和节气等，“画得既像照片又不是照片，面部设色柔润，衣褶分阴阳高低，有立体感，而且姿态娇美，引人爱慕”。相比于一般的画家，月份牌画家因与工商业的关联，有更为优越的经济地位。叶浅予记述了他在1920年代中期与著名月份牌画家郑曼陀的一面之缘。当时三友实业社的总经理沈九成是个很有经营头脑的人，舍得在这方面花钱，推广商品宣传。叶浅予描述了1925年调到三友广告部不久之后的一段见闻：
我走进经理室，看见他办公桌旁坐着一位黑脸中年客人，墙上挂着一幅美女月份牌原稿。经理指着那位客人说，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画家郑曼陀，他给三友社画了—幅美女画，我们准备交给商务印书馆用洋纸印成明年的月份牌，在年底大减价期间送给顾客。他问我：“你看好不好？”这一下把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小青年给问住了，我只得唯唯诺诺表示赞成。经理继续开言道，小叶呀，要好好用功学，学会郑先生那一套功夫，将来就大有希望，也好当个大画家。看经理那表情，差点让我叩头拜师。郑曼陀却只看了我一眼，脸上毫无表情。我匆匆退了出来，偷偷问经理秘书，这幅画要花多少钱？他说400块大洋，吓了我一跳。
这是一段非常生动的记述，不仅写出了当时月份牌画家的地位，也写出了工商界对于这一促销手段的重视。由此可见，当文艺负载了商业，文艺也就此获得了一种致力于增效的活力和生命力。
丹尼尔·贝尔在其享誉世界的名著《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对资本与文化的关系有过一段论述：建立在大工业生产和市场经济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牵涉着一套独特的文化和一种品格构造。在文化上，它的特征是自我实现，即把个人从传统束缚和归属纽带（家庭或血缘）中解脱出来，以便他按主观意愿造就自我。在品格结构上，它确立了自我控制规范和延期报偿原则，培养出为追求既定目的所需的严肃意向行为方式。正是这种经济系统与文化、品格构造的交融关系组成了资产阶级文明。”用这段话解释近代上海都市文化空间的构筑，其中的过程与各种商业网络的构建即一目了然。文化名人荟萃、文化机构林立、文化信息便捷，这些也都成为引导文化繁荣的重要因素。市场在其中的联系作用，至关重要。
上海成为民国年间中国最繁华、经济最发达、文化最前沿的都市，有其特殊的环境因素与历史渊源。社会条件与文化经济的共同作用，造就了大上海摩登时代繁盛的文化市场。
首先是经济因素。上海作为当时中国的经济中心、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远东第一大都会的经济实力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后备力量。上海开埠以后，主要是以商业中心而闻名于世的。因商而兴，以商立市，这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上海的振兴之路，也是上海的优势所在。商业又带动了金融、交通、工业及其他与之相关的产业。1920、30年代，中国最主要的银行的总部都设在上海，外资银行林立，上海成为中国乃至远东地区的金融中心。在交通运输方面，迅速发展的新式轮运业使上海在20世纪初就形成了包括内河、长江、沿海和外洋等四大航线年沪杭铁路通车后，上海更有了联结内地的铁路干道，1929年以后，上海先后开辟了联通国内各大埠的航空线路，由此，上海成为全国最重要的交通运输枢纽。1949年前，上海始终是中国棉纺织业、面粉加工业等多种轻工业行业的中心。由于工商、金融企业的集中，近代上海成为万商云集之地。他们既带来了产地的生产信息，也带来了销地的需求信息。上海发展成为集航运、外贸、金融、工业、信息中心为一体的多功能经济中心，文化市场的孕育和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其次是移民城市所创造的一种宽松自由的政治氛围，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兼容并包的文化环境。上海自开埠以来，便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移民城市。公共租界1885年至1935年的人口统计表明，非上海籍人口占上海总人口80%以上。上海移民人口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国内移民，来自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山西、云南、东三省等全国18个省区；二是国际移民，来自英、法、美、日、德、俄、意、波兰、捷克、印度等近40个国家，最多时有15万之多。如此众多广泛的中外移民密切了上海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也促进了不同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丰富了上海的文化的内涵。在中外文化的融合中，外来文化对上海文化市场的补充也值得一提。以新闻业为例，由外国人创办、发售的报纸一直在上海的新闻市场中占据重要一席。至1930年代，上海的客报共计28种：有属于日本人的，半月刊一种、月刊三种；属于英国人的，周刊六种、月刊三种、年刊两种；属于美国人的，周刊四种、月刊一种；属于法国人的，月刊两种、年刊三种；属于德国人的，周刊一种、半月刊一种；属于犹太人的，月刊一种。这些完全由外国人独立创办与经营的报纸，销售不仅限于上海一地，而且是国际性的。《北华捷报》（North-China Herald）、《密勒氏评论报》（China Weekly Review）在英、美、日本都有很大的市场，《远东时报》（Far Eastern Review）在纽约、伦敦、巴黎、柏林、东京等处均设有分社。有这样深度的交流与合作，上海的文化空间才因此更加丰富、多重，而且获得了一种更加国际性的地位。
移民城市的宽松氛围中，更具特色的是租界这一特殊社会空间对近代上海文化的有益助力。19世纪60年代租界兴起后，上海城市的重心实则已经移至租界。租界有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也有相对宽松的文化环境，为创作与出版提供了自由的活动空间。不仅上海的新闻出版业有50余家集中在延安路至九江路、河南路至福建路原英租界的弹丸之地，而且许多著名现代文学家也大都在租界里生活和创作。同时，租界在文化上也相对“开放”，各种新的文学样式、文学思潮，总是最早在租界登陆，甚至呈现出一种与国外同步的趋势。租界不仅是中国人接触西方的窗口，是中国近代报刊的诞生地，并且对近代上海新闻事业的发展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对报刊的庇护作用。殖民者的治外法权维持了种种“特权”，中国政府不得染指租界内事务，对租界发生的事情，无论清政府、北洋军阀、南京国民政府，都无权直接干涉。这样，在租界内出版报刊，其环境比中国政府统治下宽松得多，受新闻自由权利的尺度也要大得多。赵家璧说，“许多报刊书店，挂上一块美国注册的招牌，照样可以依靠‘’四个字出书印报。”民国时期的各种进步力量，都曾有效地利用上海租界的特点，发行报刊、出版书籍。
再次，繁华的都市生活亦为文化的发达提供了素材。现代化的都市生活为创作者提供层出不穷的灵感和素材。比如，近代上海通俗文学的空前繁荣就与都会生活有密切关系。城市的发展、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造就了上海大众文化的极大繁荣。20世纪初的上海人口已达到百万，他们除了衣食住行之外，当然也需要文化、娱乐，这意味着一个巨大的文化消费市场；自晚清开始，上海就一直存在一个数量庞大的文化人群体，其中不少人是因科举不第或是废科举之后没有出路，在海上靠卖文为生的落迫文人。他们是晚清上海各种报刊的撰稿人、主笔，早期的谴责小说、言情小说也大都出自他们的笔下。民国初年，鸳鸯蝴蝶派大行其道，更是这些人的推波助澜。民国以后的上海是中国通俗小说的创作中心，外地的言情小说家要获得全国性的声誉，也必须要首先在上海被认可。张恨水就是在上海发表作品后，走红全国的。谴责小说、言情小说、武侠小说、侦探小说等通俗文学风行沪上，并蔓延全国。除此之外，以上海为中心的现代文学创作还拥有着极为丰富的层次感，既有反映底层生活疾苦的平民文学，有反映小知识分子苦闷的亭子间文学，有糅和了西洋文化与上海本土现代文化的“新感觉主义”、“象征主义”，等等。凡此种种，繁华的都市生活为文化及文化市场的高度发达提供了温床。叶中强曾就近代上海的市民文化消费做过专门论述，他认为，上海开埠以后，传统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开始发生质的变化，原先建筑在小农经济上的宗法社会被留在了城外，一个以市场交换为生存法则的市民社会迅速地崛起，并深深地影响了城市文化生活的选择。在商品经济和城市社会发展的共同作用下，产生了一个市民文化消费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它们构成了上海这座城市的物质形貌和文化底色。”也就在这个意义上，近代上海的市民文化、市民意识为一个多元文化空间的生成创造了深润的土壤。
文化空间的构筑，离不开“人”这一基本因素。近代上海文化中心地位的取得同样与这个城市得天独厚的人才优势有很大关系。1949年以前，上海居民中85％来自全国各个省区。另有大量外国侨民，最多时有15万，涉及58个国家和地区。各地的移民又带来了多种多样的生活方式与文化形态。因此，在近代上海，从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娱乐文化，到建筑、消费等方面都呈现出世界主义的气质。在器物层面、制度层面、精神层面，都极具多样性。也正是在这一方向上，“摩登上海”在近现代中国具备了一种世界性意义。
知识人群体涌入上海有三次高潮，一次是太平军攻占江南后，第二次是戊戌维新失败后（张元济进入商务印书馆可以作为一种标志），第三次是20世纪初年，一大批文化名流从“旧文化”中心北京奔赴上海，上海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后援，至新文化运动后期，上海更成为新文化的中心，亦即奠定了其全国文化中心的地位。
新文化运动时期，学术文化的中心在北京。但五四运动后，蔡元培从北大出走，北京恢复了压抑的政治气氛，加上北京政府又经常拖欠教师薪水，读书人生活困窘，许多人开始出走，其中一部分便来到上海。1920年代中期以后，国内政局的动荡以及北方连年战争更使北京失去优势，上海成为国内最适合文化精英谋生的地方。1926年春北京政府预备通缉50名过激的教授和知识分子，迫使大批文化人离京南下；不久张作霖入京，继续实行文化高压。北京文化界受此困厄，一度消沉。知识人纷纷离京，上海则成为了一个理想的居留地。“到上海去”成为文化界一句极具诱惑力的口号。1927年国共分裂以后，伴随国民革命转入低潮，一批曾投身于现实政治斗争第一线的文化人也纷纷星散，很大一部分便遁居沪滨，重理笔墨旧业。徐志摩、丁西林、叶公超、闻一多、饶子离等都是在这时候先后到了上海，胡适也是这一时期赴上海定居的。北京以外，其他地方的知识人也源源不断涌入上海，如1927年春，北伐军进至南京郊外，梁实秋和余上沅等一批东南大学的教师为躲避战火，由南京来到上海。从北伐前线下来的郭沫若、茅盾、蒋光慈等，东北沦陷区的文学青年萧军、萧红，四川的沙汀、艾芜也来到上海寻求发展。
1920年代末齐聚上海的文化群落中，最主要的力量是一批原先投身政治斗争的革命作家和文化工作者。除了北京政府的政治高压，在中国进行从城市到农村的战略转移时，一批革命作家以及进步的文化人士和文学青年也陆续来到上海。创造社、太阳社先后成立，此后又成为“左翼”作家联盟的骨干力量。从鲁迅、郭沫若、茅盾到巴金、老舍、曹禺，中国现代文学奠基的文学大师统统齐集于上海，特别是在1927年以后，自由派的周作人、胡适等，后期的“现代评论”派徐志摩、陈梦家等，甚至被划入“京派”的许多作家，都在上海落过脚、出过书，或对于上海新文化运动有过很深度的参与。浪迹北京的沈从文也正在这个时候来到上海，开始了他传奇的文字生涯：
随着中国政治中心的南移，出版业的盈虚消长也出现了变化。上海的新书业获得了发轫勃兴的机运。这一变化直接影响到沈从文在北京的去留。这时已分别出版过沈从文的《鸭子》和《蜜柑》的北新书局及新月书店，已先后迁往上海，有较多机会发表作品的《现代评论》也已离京南下；而原先在上海的《小说月报》，因叶圣陶负责编辑的缘故，沈从文的作品在上面获得了一席之地。……北京原有的基础既已失去，上海又依稀闪露出谋生存、求发展的虹彩幻影，于是沈从文决定离京南行。
上海成为新文化事业的中心，与这个城市的开放格局和整体的文化氛围有很大关系。尤其是上文提到的，1920年代以后上海集中了国内绝大多数的传媒和新闻出版等现代文化机构。新闻史家胡道静就曾经说过，上海的报纸副刊与新文化运动的创生和发展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
中国的现代文化运动，虽自中日战后便已开始，但因经济方式尚停留在旧阶段内，所在不能如意地发展。欧战既发生，民族工业得以抬头，不过还遭着日本的压迫而已。五四运动的工作，一面在排斥日本经济的侵略，一面也领导中国文化的革新。在报纸方面最显着的影响便是副刊的改革和进步，如时事新报的学灯，民国日报的觉悟，申报的常识，都是新文化运动中的产物。
正如当代文学史家所论断的，杂志和报纸副刊决定了现代文学的生产方式，在现代文学活动的调度中处于枢纽的地位。也就是说，文化运动与新闻出版业的经营活动之间，构成了一种互为依存、互为推动的关系。上海的经济环境、政治宽容和文化氛围成为对知识人的巨大吸引。他们纷至沓来，并因此，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个新阶段。
上海也成为海外留学生热衷的落脚点。这些留学生带来了世界各地的文化，特别是欧美以及日本、苏联当时已经流行的思想学说。上海这一时期的文化繁荣，离不开这些新思想的注入。比如1921年成立的创造社就是由一批留日学生组织的。留学生群集对上海文化的贡献更显著地体现在西方艺术进入上海社会的过程中。1920年代后期起，上海已成为专攻西画留学生归国的重要聚集之地，西画人才高度密集，多数是从法国和日本学习油画的：
自1927年开始，上海的“洋画运动”进入了鼎盛之期。其重要的标志，便是留学生大部分学成陆续归国，形成了中国油画人才的中心。这批“留学生族”与上海都有着不解之缘，数年前他们大都在此“发迹”，研习西画，获得资助，从上海的码头出发，沿着欧洲航线和日本航线，开始了彼岸的求学生活，而今他们正逐渐将油画作为一种新知新学带回祖国，上海成了他们留学的大本营。移植西画几乎成了他们事业的中心和主题。因而，专业的美术院校和西画团体，构成了上海洋画运动地两种重要支点。
在这一时期学成归国的画家中，主要有留法的林风眠、方君璧、孙福熙、陈宏、蔡威廉、徐悲鸿、吴大羽、潘玉良、周碧初、庞熏琴、王远勃等；留日的汪亚尘、陈抱一、关良、陈之佛、丁衍庸、许幸之等，加上1920年前就已归国的朱屺瞻（留日）和三十年代初回国的颜文梁（留法）、刘海粟（留法），几乎集中了中国西画领域的所有精英人物，包括中国画坛的大师级人物刘海粟和徐悲鸿。
留学生热衷选择上海作为他们的栖居地，还可以民国年间众多著名的留学生社团齐集上海为例。仅举最为重要的两例。在人文社科方面，较为重要的为由留日学生组织的中华学艺社。中华学艺社成立于1916年，初名丙辰学社，创始社员47人，社址设在东京小石川原盯。1918年因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定《中日军事协定》而引发大规模抗议风潮，大批留学生回国，丙辰学社遂陷于停顿。1920在郑贞文等人的联络下，丙辰学社再聚人心，恢复活动，相继成立上海、北京、东京、京都事务所，实行干事制度。1922年6月22日，新社章由社员投票通过，决议改名为“中华学艺社”，在全国各大城市及日本东西京建立地方事务所，总事务所便建立于上海。中华学艺社自成立到1958年解散，从事了一系列与教育、出版等有关的推广社科新知的工作，其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在上海完成的。1920年代末至抗战前夕，统治下的上海市面繁荣，国家建设呈现新的局面，中华学艺社的活动也达到高潮。召开年会，成立学艺中学，创办《学艺》杂志，建设总社所，这些活动以外，通过与商务印书馆的合作，学艺社还在出版领域大显身手：学艺丛书、学艺汇刊、学艺小丛书、辑印古书等丛书不断有新书出版，又另外策划了汉译世界名著、社会化的学艺文库、中华学艺社丛书、中华学艺丛书、民族复兴丛书。上海在中华学艺社的各项活动中实际上起到了总揽全局的作用。在科学社团方面，最为出名的是一个由欧美留学生为主组成的科学社团——中国科学社。中国科学社是中国近代史上成立较早、延续时间最长的综合性科技社团，1914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成立，由赵元任、胡明复、杨杏佛、任鸿隽等留美学生发起，预备出版《科学》月刊，向国内传播现代科学技术。1918年《科学》杂志随学社的发起人和一些毕业回国的骨干社员迁到上海编辑出版，1922年创立科学图书馆。《科学》是中国第一本左起横排的中文刊物，后来为了解决文稿中希腊文和各种数理公式较多而产生的印刷困难，中国科学社还专门创办了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科学》杂志由季刊改为双月刊，后来又改为月刊。如中国科学社社章第一条言明的：“刊行杂志，传播科学，提倡研究”，科学社和《科学》杂志依托于上海得天独厚的经济和文化环境，在研究科学、发展技术、传播科学观念等方面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有研究者即认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科学”之所以能够作为一种重要的观念在社会生活中建立和传播开来，成为召唤人们“现代”意识的重要诉求之一，“科学家们所兼职的‘课外活动’——编辑出版工作的价值意义是不亚于他们自己具体的科学研究工作的”。1927年，中国科学社在上海设立总社所。可以说，到1960年解散为止，中国科学社所举行的众多重要活动大部分都是在上海完成的。以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杂志为中心，一大批赴欧美学习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的留学生齐聚于上海，对近代科技在中国普及和发展做出了系统和奠基性的贡献。
由于上海的国际性及其在国内的枢纽地位，许多留学生在归国以后都喜欢逗留上海，在这里寻找事业的基点和机会。中国工程学会原是留美学生成立的组织，成立后历年的年会都是在国外举行的，1923年7月该会首次将年会搬到国内，选择的地点就是上海，因为当时即有一百多名会员在上海工作。1923年留美学生汪仲长、王敦常在上海组织了上海翻译社，专译中、英、法三国文字。如此众多、各行各业的专业人才群集于上海，对于上海乃至全中国人文、社科、科技知识结构的变化与进步均意义重大。海内外知识人汇聚上海，共同创造了上海文化的黄金时代。
一方面是以上海作为归属地的人才聚合，另一方面，在上海构建文化大都市的过程中，也注意到了与其他地区的交流。上海作为文化中心地的角色尤为突显，最新鲜、最前沿的文化形态经由上海传播到了中国内地的各个地区，包括北京。比如1931年设立的上海航空新闻社，它将上海的各种报纸于当日寄往沪平、沪汉、沪粤三线通航各埠，于次日寄到汉渝、渝蓉、西北三线通航各埠。上海的报业充分体现了现代技术和商业不断向外拓殖的冲动：“自从科学进步、工业发达以来，整个社会的旋律是按着轮机的搏跃而跳动的。它在文化上的表征是迅速，急切，一致。”文化的辐射力量，在近代上海的新闻出版行业是尤为突出的特征。茅盾也在回忆中说过，上海的《申报》不但在中国是上流人士和小市民的案头必备之物，且在南洋华侨中亦是流行的；《小说月报》发行量最多时是一万多点，《申报》却每天发行十几万。以上海作为中心地，通过包括与全国其他地区以及海外文化的互动与合作，进一步拓展了原有的文化空间，也因此加深了上海文化的影响力。
商务印书馆的文化经营，亦可从一个切面，观察以上海为中心展开的区域性、全国性文化交流与合作。商务印书馆不仅拥有一支高水准的编译队伍，而且十分积极与各学术机构、学术团体的合作，取长补短。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商务与许多大学、研究机构合作出版的工作也渐次展开。1916年新文化运动正式展开的时候，商务已经把出版的重心由教科书、工具书的出版转到学术著作的出版。这一年，张元济的老朋友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为商务和北大的合作创造了契机。商务继而与全国许多大学和学术团体展开了合作。当时北大处在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商务在南方执中国出版业牛耳，一南一北，双方的合作可以说是互相倚重，合作范围十分广泛。商务利用其社会关系，为北大物色、推荐教职员。留英学习化学的陈聘丞即通过张元济的介绍进人北大任教。北大委托商务代购外文图书，由北大消费公司和商务北京分馆签订购书合同。北大教授采集标本，受张元济委托，也为商务采集一份，供商务制作标本用。1918年7月，张元济在北大与教授们座谈，中心议题就是由商务出版北大教授的讲义。第二年初，蔡元培代表著作人（北京大学）、张元济代表发行人（商务印书馆）正式签订了《北京大学月刊》的出版合同，规定：
(二)用三开本。每年十册，每册以十万字为率，约一百页。每册定价三角。所有制版、印刷、工料及广告等费，由发行人代垫。
(三)销数不满二千部时，所有损耗，由发行人担任。如满一年后，尚销不足数，发行人得将杂志中可以单行者，另印单行本，以冀抵补。销数满二千部以后，如有余利者，著作人得十分之六，发行人得十分之四。
(四)外间广告，由著作人经手者，照广告定价，以十分之五付给发行人。其由发行人招致者，概为发行人所有。
(五)稿本用纸，每行字数，须与版式一律。如用夹注、或说明、或另行、或括弧、或插图、或附表、及所用圈点符号，均照排印之式，一律缮成正稿。图稿务须按照适定尺寸，绘成正稿，以便即用原稿雕刻、影照。如果有排印为难之处，发行人得酌量更改。著作人稿本，须于两个月以前，寄交发行人。
(六)纸价涨落无常，估计成本，照市价计算。出版时，发行人应寄五十册交著作人。
另外，北京大学教授撰写的讲义和专著，也大多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如胡适的《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陈大齐的《心理学大纲》，徐宝璜的《新闻学大意》，陶孟和的《社会与教育》，胡钩的《中国财政史讲义》，陈映璜的《人类学》等等。有的列为“北京大学丛书”，有的由蔡元培具函介绍。如1919年12月，经蔡元培介绍，商务印书馆曾以200银圆代价购印了刘半农的《中国文法通论》。
1920年10月，商务还请蔡元培、胡适、蒋梦麟等组织编译《二十世纪丛书》，这套丛书后来易名《世界丛书》出版，共25种，内容涉及政、经、哲、教育、美术、小说、戏剧等方面。1920年代后期，商务还出版了一套由蔡元培主编的《新时代史地丛书》，介绍各国社会状况，后纳入《万有文库》。与北大的合作提高了商务出版物的质量和声誉，北大也通过商务的传播将其教学成果和学术进展更广泛地推向社会。
商务与民间学术团体的合作以与尚志学会、共学社和中华学艺社的合作最为密切。商务与尚志学会联合推出了《尚志学会丛书》，介绍西洋近代名流派的哲学若作，对“五四”以来的中国学术文化产生了很深的影响。而共学社与尚志学会这两个团体具有某种亲缘关系，尚志学会由蔡元培、范源濂、林长民、张东荪等发起，共学社发起者为梁启超、张元济、蒋百里等，成员大多属于研究系。出版高质量的学术著作，与大学、学术团体的合作是商务的出版事业获得巨大成功的经验所在。通过这些合作，使商务的出版从教科书到学术新著的转向切实迈开了步子。这样做，不仅大大拓展了经营业务；而且，出进一步提升了商务印书馆的文化品位，增强了他在出版界乃至整个文化界的影响力。
1923-1934年，商务印书馆推出了两套著名的“文库”：“东方文库”（1923-1924）和“万有文库”（1929-1934）。“东方文库”共计120多册(小册子开本)，“万有文库”则前后两集共出1800余种、4000余册，文库的作者都是赫赫有名的，包括学院和非学院的知识人，像蔡元培、胡适、李石曾、吴稚晖、杨杏佛等。通过这样一种合作的方式，商务印书馆对于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制作与推进突破了企业本身的局限，同样完成了地理与空间意义上的超越。他们集合了当日中国最顶级的一批学者，继而依托市场的力量，将这些学术成果推向全国乃至世界。由商务出版的各类学术著作不仅成功地造就了上海作为学术中心、文化中心的地位，而且也使得上海文化具备了一种前沿的、世界性的意义。
以上海为中心的互动与交流还有许多其他的表现形式。比如二三十年代世界著名文化人士的访沪，同样造就了并拓展了上海多元文化中心的地位。1919年杜威由胡适陪同访问上海，受到上海知识界的热烈欢迎。杜威在上海连续发表了题为“实验主义”和“平民教育主义”的演讲，在上海的知识界产生了热烈反响，“一时青年思想颇受其影响”。1920年，罗素访华，在上海发表了《中国宜保存故有之国粹》、《社会改造原理》、《教育之效能》等演讲，在中西文化交流史掀起了一次新的高潮。1923年爱因斯坦访沪和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赴沪讲学，都在上海的知识界、文化界激起过热烈回应，并且影响远远地溢出上海一隅，成为全国范围内热议的文化大事件。这些国外著名文化人士的访沪，带来了东西方不同的文化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上海文化界对于世界文化的认识。也就是在这样一种自由、开放的互动氛围中，上海在中国现代文化的构建中取得了一种前沿性的地位。
上海这个文化大都市不仅拥有繁盛的创造力和强大凝聚力，并且在此基础上，文化的前沿性亦使之具备了一种发散性的意义。文化的传播以及传播后的反哺，这对于文化中心地位的构建和强化都有着复杂、深远的意义。
以市场为中心的文化经济的构建是本文所讨论的中心内容，浓厚的商业文化氛围和成熟的经营机制是构筑1920、30年代上海文化繁荣的最基本要素。上海之成为文化中心，人文环境、租界因素、经济政治条件外，主要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在形形色色关于海派文化的论著中，“商业”、“资本”与“消费”总是不时出现其中，包括民国年间的文化人对于上海文化的理解，如周作人所形容的“上海气”，是由洋人、买办、流氓与妓女共同创造的文化；鲁迅关于海派文化归根结底是一种商业文化的归纳；甚至象陈独秀有关于上海文化的激烈言辞：“上海社会，充满了无知识利用奸诈欺骗的分子，无论什么好事，一到了上海，便有一班冒牌骗钱的东西，出来鬼混”、“觉悟，爱国，利群，共和，解放，强国，卫生，改造，自由，新思潮，新文化等一切新流行的名词，一到上海便仅仅做了香烟公司、药房、书贾、彩票行的利器”等等。凡此种种，即便是这些对商业文化的贬意、嘲讽或强烈批判，也不得不承认，正是这种商业与市场的力量促成了上海在五四后期逐渐奠定的文化中心地位。在诸如“资本势力”、“骗钱”、“金钱万能”等语汇的表象底下，是市场所拥有的一种无比强大的改造力量和动员力量。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波德里亚有关后现代文化理论的一个既定论点出发，尽管就消费与大众传媒建构起了一套批判性的文化理论，但在其名著《消费社会》中，波德里亚仍在一开始便明确指出，“消费是一种积极的关系方式（不仅于物，而且于集体和世界），是一种系统的行为和总体反应的方式。我们的整个文化体系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联系到近代上海的文化市场，也完全有理由将消费与商业理解为一种正面的、建构性的因素。二十世纪的海上繁华，由最初对各种物质现实的感知到对于精神内蕴的体验，文化市场的贯通其间是功不可没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文化的兴盛，文化经济与消费主义、市场与城市物质生活的细节，共同缔造了“大上海”的摩登时代。
沈洁，江苏常州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社会史、思想文化史，目前主要从事甲午至北伐时段内的知识、政治、族群研究。已出版专著《1912：颠沛的共和》，另发表《“反迷信”话语及其现代起源》《科举、功名与清末民初知识人社会》《作为“枢纽”的庙宇：1920至40年代村落场景中的“现代”与“国家”》等论文50余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