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遗爱斑斑在，勿忘缔造难！”1949年上海战役胜利后，上海首任市长陈毅写下了这饱含深情的诗句，缅怀为上海解放而英勇牺牲的革命战士，其中便有牺牲在黎明前的“电台三烈士”之一秦鸿钧。
2、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外出回家的李侠一把抱起儿子：“看爸爸给你买了什么？”边说边吹了起来，是一把口琴。这是发生在秦鸿钧和儿子小小身上真实的故事。这把口琴，也一直被当作“传家宝”保存着。
12点50分，瑞金二路148号，黄浦区第二牙防所门口陆陆续续有人开始排队，这是一栋临街的三层小洋楼，队伍沿着瑞金二路向北蜿蜒。“借过”，横穿人群进入牙防所旁小巷，行至小楼北侧外墙，一块黑色铭牌上写着“秦鸿钧金神父路电台旧址”。进侧门，上楼，三楼尽头是两扇黑色铁门，旁边红色墙壁上，印有秦鸿钧参加革命以及最后牺牲的介绍。
即使相隔80年，这个房间依然被赋予了同样使命。1937年底至1939年春末，秦鸿钧在这里，用无线电波将“孤岛”上海的消息传递给世界，如今，它是牙防所的信息中心，依然是信息传送的源头，万维网将这座小楼与世界相连。
下楼，出小巷向右拐，沿着瑞金二路步行约300米到徐家汇路，左转，便是日月光中心。这里是黄浦区核心商圈之一，年轻人心中的“美食天堂”，一条马路之隔便是文青天地田子坊。尽管已过饭时，四处依然可见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年轻面庞。
秦鸿钧的孙子秦岭带着奶奶韩慧如姑姑秦裕容曾走过同样的路线。数十年过去，物是人非，站在黄浦区第二牙防所门口，奶奶已不太记得当年自己站在哪个窗口为丈夫秦鸿钧发报担任警戒工作，而曾经住过9年的新新南里更是已成大商场。不过，只看看便好，这些幸福的笑容足以告慰英烈。
“遗爱斑斑在，勿忘缔造难！”1949年上海战役胜利后，上海首任市长陈毅写下了这饱含深情的诗句，缅怀为上海解放而英勇牺牲的革命战士，其中便有牺牲在黎明前的“电台三烈士”之一秦鸿钧。
建党百年之际，《IT时报》记者沿着秦鸿钧烈士参加革命的路线，从上海-山东-上海，先后采访他的女儿、儿子、孙子、外孙等家人，一路寻访他的革命事迹，感受“真正人”心中那亘古不变的信仰。
“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愿今日之回望，传承烈士之精神，红色电波生生不息，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山东沂南县世和庄东头，有一片被荒草淹没的废墟。过去，这里是一座“龙王庙”，如今，庙墙残垣已不可见，孤零零的祭台旁，一株松树斜插在一个枯朽的老槐树根洞里，老树已枯死，松树还郁郁葱葱。
“1928年，世和庄农民协会成立时，17岁的父亲和战友贺伯珍联手栽下了这棵‘槐抱松’。”93年过去了，抚摸着这棵依然茁壮的松树，秦鸿钧的儿子秦维安老人向记者缓缓讲述着当年的故事。
秦鸿钧的堂孙秦嗣权（左)和儿子秦维安（右）在秦鸿钧当年种下的“槐抱松“前
八百里蒙山沂水组成的沂蒙大地，是一片血染的红色沃土。20世纪20年代开始，革命的火焰多次在这里点燃，农民起义如星星之火。
秦鸿钧（本名秦相猷）出生于1911年。1926年，15岁的秦鸿钧在家乡沂水县（后拆分为沂南县和沂水县）地下党的领导下，开始从事地下工作。1927年，16岁的秦鸿钧正式加入中国。1932年，他成为沂水地下党领导人之一。
1933年7月的一天，时任中共山东省委临时组织部长宋鸣时叛变，沂水县委遭到反动武装分子的破坏，大批当地员被捕，秦鸿钧被迫离开了家乡。
之前，秦鸿钧已经因农民暴动失败而被捕入狱，家里卖光了所有的土地和房产，才将他赎了回来。这次一走，孤儿寡母顿时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尽管当时只有4岁，但那段艰苦的岁月却牢牢印刻在女儿秦维秀的记忆中：“有天下大雨，整个房子都被水淹了，水很深，一直没到了小腿。我坐在门外，奶奶和妈妈在屋里舀水。天上打雷，我很害怕，奶奶说别怕，我把水弄出去了就来抱你。”
5月21日，记者辗转了两趟火车，来到秦鸿钧老家山东沂南县，见到了如今已有92岁高龄的女儿秦维秀。幼年与父亲分离，秦维秀很难说清对父亲的印象，“我连他的面孔都不记得。”提到父亲，她心里更多的是难过。“别人的爸爸会给孩子卷煎饼、做饭，但我没有爸爸。”说到这里，秦维秀眼泪流了下来。
三年后，1936年，秦鸿钧终于在哈尔滨找到了在老家革命时的战友贺伯珍，并很快被党组织选中去苏联学习报务技术。当时，东三省已是“伪满洲国”，不可能通过正常渠道出境。秦鸿钧拿着一张画满小路的手绘地图，在漆黑的夜里翻山越岭，茫茫荒野里昼伏夜行，终于到达目的地。
仅用了半年多的时间，秦鸿钧便掌握了无线年春，他原路返回，在遍野狼嚎中穿越边境线，身上没有一张图纸和一个零件。所有的知识都记在脑海里，烙印在双手上，并且身负使命——到上海建立一座秘密电台。
延安东路34号的电信博物馆三楼红色通信展区，有一台貌不惊人的“黑色收音机”。从外表上看，它似乎与普通收音机没什么不同，但内里却暗藏玄机。
“这是当年秦鸿钧烈士备用电台的仿制品，原物存放在中共一大会址。”听着电信博物馆讲解员的介绍，秦岭的思绪又回到了小时候，想起奶奶韩慧如讲的那些故事。
1937年底，26岁的秦鸿钧来到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看房。这里是沪上巨商华商电气公司和合众轮船公司老板朱季琳的产业，共有9栋花园洋房。
那年夏天，秦鸿钧从哈尔滨来到上海，在距此不到两公里处的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菜市路（今顺昌路）口开了一家糖果店，自己兼做老板和跑外（推销员）。此时陪他来金神父路看房的，还有一名温婉秀气的女子——附近女中附小的老师、未婚妻韩慧如。两人正为自己的婚房做准备。
秦鸿钧选中了一间。隔壁一家住了老夫妻俩，每天不工作只是抽鸦片，另一家是外国舞女，日子过得晨昏颠倒。这对他真正的工作倒是有利的：“晚上没人会注意我们。”
每到深夜，有的邻居进入梦乡，有的邻居开始“四国大战”，秦鸿钧和韩慧如轻轻从装煤球的箱子夹层底里拿出电台，接上电线，再从天花板上一个几乎看不到的小洞口拉出一根线头接到电台上。准备工作完成后，韩慧如坐到窗前，秦鸿钧戴上耳机，“嘀嘀嘀”响起，红色电波带着“孤岛”的信息刺破夜空，飞向远方。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三个月后，上海沦陷，除了法租界和半个公共租界，全部落入日军之手。“孤岛”时期的上海，犹如汹涌波涛中的一叶扁舟，各方力量艰难地寻找突破日伪封锁的一丝生机，而秦鸿钧的无线电波为“孤岛”和外面的世界架起了一座“空中桥梁”。
如今回看，秦鸿钧住的房间是经过巧妙设计的。那个小洞其实是和天线接头的地方，天线装在天花板里。调整天线时，秦鸿钧需要进入天花板上方比身体大不了多少的洞中操作。他踩在椅子上，两只手扒住方洞的边，一纵身就能跃入，动作难度堪比今天的体操运动员。为此，秦鸿钧天天在家做俯卧撑，锻炼臂力。
白天，发报机和天线分开放，发报机藏在煤球炉里，外面照样可以生火做饭。秦岭曾多次听奶奶提起那段往事。6岁时，秦岭第一次被家里人带去给爷爷扫墓，才知道爷爷是秦鸿钧烈士，“奶奶说，爷爷手特别巧，收发报机是自己买来零件组装的，有些小部件买不到，就自己一点点磨。”
秦鸿钧主要负责上海地下党与华中局（后改为华东局）电台联络。1949年3月17日，秦鸿钧发报时被敌人发现，秦鸿钧和韩慧如被捕，电台也随之被破坏。只有一部存放在老乡家里的旧电台和一些零部件被保护了下来，为历史留下了宝贵的信物。电信博物馆里那台仿制品电台的原件，便是当年这部老乡家里的旧电台。
20世纪60年代，农村最受欢迎的娱乐活动莫过于放电影，可当《永不消逝的电波》在沂南县辛集镇轮流播放时，放映员总要绕开世和庄村。
“村干部说，别去这个村子，电影里有他们本家啊。”秦维秀从未看过这部电影，她说自己当时是妇女队长，很忙，“没空看”，电影也不来自己村里放，可哪怕后来有了电视，她也从来没和子女提过要看这部电影。
“看到电影里李侠被敌人上了各种酷刑，老虎凳、辣椒水……心里太难受了。”秦维秀的儿子刘春平十几岁时，听说这部电影的原型之一是自己的外公，忍不住偷偷去看了这部电影，可看到一半便哭着看不下去了。
1948年12月30日凌晨，负责上海与中央台联络的李白被捕，原本只负责地方台联络的秦鸿钧临危受命，接替李白，开始与中央台通报。
春天将至。1949年初，淮海战役取得胜利，解放大军准备横渡长江，情报来往更加密集。秦鸿钧同时负责向党中央和华东局传递情报，几乎每晚都通宵达旦地工作，有时一直要干到第二天下午，连饭都顾不上吃。长期下来，秦鸿钧口中长了一片口疮，吃东西都困难，两条腿也因长期不动引发了关节痛，可他总是笑着对韩慧如说：“只要这里不出毛病就行。”说着，他用手指了指耳朵。
1949年1月31日，北京和平解放。一天深夜，秦鸿钧在工作前将韩慧如叫到了阁楼：“我看孩子，你上去听。”韩慧如戴上了耳机，突然一个女同志清脆的声音传来：“亲爱的同志们……”听到“同志们”这三个字，韩慧如全身的血液都沸腾了。她在回忆录《真正的人》中这样写到：“真羡慕北京人民能早日得到解放，但想到鸿钧告诉我今年上海将要解放的消息，我意识到，要更认真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是的，发报任务愈来愈繁重，但对“春天”的渴望让秦鸿钧忘记了疲惫。奶奶告诉秦岭，当时心情特别兴奋，因为已经看到了胜利的前景，“尽管知道密集发报容易暴露，但爷爷奶奶特别渴望工作，为了革命，为了上海尽早解放，他们将生命安危置之度外。”
然而，即将覆灭的政府，也在垂死挣扎，加紧了对我党地下电台的侦测和破坏活动。
电影末尾，自知即将落入敌手的李侠将情报揉成一团，吞咽了下去，然后镇定地发出最后一句电文：“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
同样的一幕发生在1949年3月17日深夜。由于发报时间过长、频率过密，秦鸿钧电台终于被敌人的无线电定向侦测仪“抓”到了。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后，一群特务冲进了新新街新新南里315号。如同电影中那样，收到韩慧如警报的秦鸿钧，向电台那边的同志发出“危急信号”后，迅速拆毁机器，并销毁了密码本与其他文件。
被捕后，秦鸿钧遭受严刑拷打。为了从韩慧如口中得到口供，敌人将她带到秦鸿钧受刑的房间。“一块块砖头加在他脚下，同时又往他鼻子里灌辣椒水，另一个敌人拿着一根粗木棍，一直用力打他。三种刑罚一起上，他被打得昏了过去。”韩慧如回忆，整整一个夜晚，她被迫站在秦鸿钧旁边，看着他一次次晕过去，又一次次被冷水浇醒过来，从鼻子和嘴里流出来的血，流进身边的铅桶里，水面上漂着一块块的血。
韩慧如心如刀割，可为了保护党的事业，她只能一口咬定自己什么都不知道，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爱人被拷打得死去活来。
这段经历太过惨痛，以至于除了在奶奶的回忆录中看到过，秦岭几乎没有听她在家里提起。
1949年，秦岭的姑姑咪咪（秦裕容）11岁，父亲小小（秦裕民）9岁。5月7日，他们永远失去了自己的父亲，秦鸿钧、李白、张困斋等12名革命战士在浦东戚家庙被害。
秦岭记忆中，家里很多东西，隔段时间便莫名其妙“失踪”了：一把大大的剪刀、一副爷爷戴过的圆圆的金丝眼镜……“都被奶奶当作革命文物捐献了。”但有一样东西，却始终被留了下来。
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外出回家的李侠一把抱起儿子：“看爸爸给你买了什么？”边说边吹了起来，是一把口琴。
这是发生在秦鸿钧和儿子小小身上真实的故事。这把口琴，也一直被秦岭当作“传家宝”保存着。
从1937年夏到1949年3月17日被捕，除了中间短暂地离开一年，秦鸿钧在上海隐蔽战线年。然而，尽管有家庭，大多数时间他都是“独处”的，孤独地在“冬冷夏热”的阁楼上，面对着收发报机。
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关键时期，为了保持上海地下党和中共华东局之间的通畅联络，秦鸿钧几乎每天都要工作到黎明，甚至有时候晚上、白天连轴转。考虑到身体原因，组织上希望他扮演一名“失业者”：生活经济来源依靠韩慧如当教师的薪金，家里生活十分困难。
秦鸿钧和韩慧如相识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孤岛”上海。1935年7月，韩慧如在大姐韩慧英、姐夫陈为人的感染下参加革命，协助陈为人同志保管党的文件。为了掩护秦鸿钧的秘密电台，1937年底，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两人结为革命伴侣。“奶奶心目中，爷爷又高又帅，懂很多知识，她一直开玩笑说，我爸长得没有爷爷帅，我长得又不如爸爸帅。”秦岭回忆。
在“大家”和“小家”间，秦鸿钧永远是革命利益在前，个人利益在后。但“对于孩子们，爷爷可能是愧疚的。因为很少有时间陪他们，所以只要有空，他就会给父亲和姑姑做点小玩具，或者买个小礼物。有一次，他在街上看了魔术表演，回来还学给姑姑和父亲看。”在家里，奶奶经常和秦岭讲些与爷爷间的家常，最让她难过的，是不到6岁便夭折的小儿子。
抗战胜利前夕，韩慧如正式加入中国，后来成为秦鸿钧秘密电台情报交换的交通员，其掩护身份是老师，从早到晚不在家，而秦鸿钧又必须在阁楼上工作，加上经济条件有限，孩子得肺病后，没能及时得到有效医治，小小年纪便离开了这个世界。
即使走向生命的尽头，秦鸿钧想到的还是革命。3月17日被捕后，秦鸿钧和韩慧如都被关押在淞沪警备司令部第二大队。5月初，秦鸿钧再次被提审，回来后，他紧紧握住韩慧如的手轻声地说：“慧如，我恐怕不能再和你见面了，你能坚持下去吗？”韩慧如哽咽着说，“能！”但她没想到，这竟然是秦鸿钧和自己的最后一次握手，“当时怎么就没有和他多说几句呢？”这是韩慧如终生的遗憾。
几天后，站在面向监狱广场的牢房小窗口前，韩慧如看着秦鸿钧、张困斋等三位难友被带上了汽车，她知道，他们此去永远不再回来。
秦岭觉得，这些点点滴滴，让爷爷的形象在他心目中变得更加丰满，是一个有着“侠骨柔情”的英雄。
“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时任中共上海北郊区区委委员的富华，与秦鸿钧和张困斋是狱中难友，1949年5月7日后，他被转移进1号牢房，睡的正是秦鸿钧原来的位置。5月8日，富华在木板墙根发现秦鸿钧用铅笔写的几行字：是富华曾抄给他的《跟着走》的歌词，因为没有灯光，字迹歪歪扭扭，有的大有的小，还没有抄完。
2009年5月26日，96岁的韩慧如老人去世。整整60年后，她和丈夫秦鸿钧再次“相聚”。但在龙华烈士陵园里，只留了她的一束头发。
临终前，韩慧如将秦岭叫到病床前：“我过世后，将我的遗体捐献给医疗机构，我这一辈子都在为国家作贡献，就让我最后一次完成这个心愿吧。”
刚听到奶奶捐赠遗体的要求，秦岭是震撼的，但作为从小在奶奶身边长大的秦家人，他瞬间便理解了奶奶。此后，不仅办理了整套捐赠程序，还把这个故事讲给了自己的儿子听：“传承爷爷奶奶的精神，是我们家的另一个传家宝：面对利益时要向后退，面对别人求助时要向前冲，不贪图个人利益，不做对不起国家和人民的事。”
2020年9月，秦岭的儿子小秦入学韩慧如曾担任过校长的徐汇区第一中心小学。2021年5月7日，秦鸿钧烈士牺牲72周年之际，这里成立了“秦鸿钧中队”，以此向烈士致敬，缅怀烈士。秦岭觉得，儿子在太奶奶曾工作过的学校读书，是一种家族的传承，这个身份也能让他培养自己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位于宝山殷高路的上海交大附中，则早在1994年便成立了一支秦鸿钧团支部。1989年，还在读小学的徐骎第一次听韩奶奶讲述秦鸿钧烈士的英勇事迹时，幼小的心灵便被这种坚定的、钢铁般的信仰所打动，于是，与韩奶奶有了20年的“忘年交”。徐骎进入交大附中后，在她的提议和学校的支持下，成立了首届“秦鸿钧团支部”，她任首届团支书，“当年我们班做什么事都抢在前面，大家自觉不自觉地都以革命者的精神鞭策自己。”
1997年5月4日，还在读高三的徐骎光荣加入了中国，这年她19岁，84岁高龄的韩慧如特意赶来参加她的入党仪式，并带来一份珍贵的礼物：一沓厚厚的《真正的人》手稿。
《真正的人》是韩慧如回忆录的名字，也是她和秦鸿钧一生的真实写照，这种员信仰的力量和感召，正通过一代代人传承下去。
“她做了一辈子教育，一直在教育下一代，不要忘记革命前辈走过的路，不要忘记革命胜利多么来之不易。”由于太过珍贵，徐骎将韩奶奶亲笔写的手稿退还了回去，但老人留下的精神财富，让她一直受用至今。
“后代需要这样的精神遗产，烈士的鲜血不能白流，我们应该永远纪念他们，不能忘记过去的历史，要作为传统教育代代相传。”2007年，《真正的人》正式出版，韩慧如当年地下党的直接领导齐心同志在给韩慧如的信中，留下这样的鼓励。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在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前行的道路上，人坚定的信念，将依然如灯塔、舵手，指引我们前行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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