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汉族民歌，人们一准先想到的是陕北民歌；而提起陕北民歌，人们必先想到信天游。
1945年，位于陕西延安清凉山下的新华书店正式出版了《陕北民歌选》，它的历史意义不但在于使民歌成为科学意义上的有谱有词的完整载体，而且提出了一个响彻全国的新概念——陕北民歌。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收集整理，1996年出版的《中国民间歌曲集成·陕西卷》集几代人心血之大成，共载民歌1308首；2006年出版的《陕北民歌大全》，入编1427首，数量超过所有辑本。延安的民歌收集可视为中国音乐学界整理传统文化的一面镜子，折射出数十年的路线图。
陕北文化以民歌、秧歌、大唢呐3个品种最为典型。某种程度上讲，红色政权就是伴着陕北民歌、陕北秧歌、陕北大唢呐的健朗旋律凌空出世的。信天游、秧歌、大唢呐作为民歌、舞蹈、器乐的3个代表、3个标志、3个象征、3个隐喻、3个“先进文化”的代码和符号，共同支撑了新中国的舞台，奠定了新中国艺术的形象和风貌，成为20世纪的艺术灵魂和价值核心。
1949年前，《东方红》（榆林市佳县李有源唱）、《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榆林市佳县船夫李思命唱）、《赶牲灵》（榆林市吴堡县脚夫张天恩唱）、《三十里铺》（榆林市绥德县木匠常永昌唱）、《绣金匾》、《兰花花》、《脚夫调》、《下四川》、《横山上下来些游击队》、《拥军花鼓》、《打南沟岔》、《刘志丹》、《高楼万丈平地起》等一批原生态和填上新词的陕北民歌，第一次突破地域，风行天下。据此谱出的《南泥湾》、《翻身道情》、《咱们的领袖》、《拥军秧歌》、《军民大产生》、《二月里来》、《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等创作歌曲，被郭兰英、王昆等艺术家演绎为经典，插上翅膀，响遍全国，久演不衰。
歌中的“兰花花”“脚户哥”“四妹子”“三哥哥”，成为“无产阶级”的代言人，纺织、耕地、赶脚、推磨成为劳动理念的具体化，抗婚、自绝、诉苦、参军成为反抗旧世界的斗争。陕北民歌确立了一套新的价值标准：踏踏实实的人生观，善恶分明，黑白分明，美丑分明，好坏分明；确立“苦命人”的高尚地位，劳动人民的伦理观至上；艺术上简单质朴的审美风格。
1949年后，陕北民歌被推上第二个潮头，其原因是1949年中国艺术代表团赴匈牙利布达佩斯参加第二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代表团如愿以偿地拿回了第一批国际比赛的奖牌——李波演唱的《翻身道情》获民歌比赛银奖，郭兰英演唱的《妇女自由歌》获铜质奖章。第一批走出国门的艺术家，延续了民间艺术的光荣，民歌第一次起到了撑起中国人精神的作用。
如果要选择一首歌代表一个时代，代表一段深入骨髓的记忆，《东方红》大概会毫无疑问地排到第一位。佳县是掩藏于成千上万个中国县城中最不起眼的地方之一，却因为冒出了《东方红》，瞬间成为亮点。
1976年，似乎应该是“红歌”歇脚的界碑，但历史的趋势很快向着人们预料的相反方向发展。1984年，影片《人生》再次采用陕北民歌《天下黄河几十几道弯》，男女主人翁道别时采用了《走西口》。流行歌曲《黄土高坡》一举成名，成为席卷歌坛的“西北风”的一声声呼喊。
2006年，第十二届央视青年歌手大奖赛原生态唱法比赛中，沉睡了20年的民歌又被翻江倒海般搅动起来。“原生态”取得了空前认同，占据了主台面，开启了新规则。于是“新唱法”出现了——高亢的假声唱法，有了当之无愧的正当性、合法性。
传统音乐大多婉转清雅、温和蕴藉，但历史让国人渴望找到一种更加奔放的表达。于是，阳刚健朗的陕北民歌适时地跳入了音乐家寻求的视野，渴望在颓靡中找到立足点的音乐家，无意踩到了遍地珠玉的宝藏上。缺少阳刚气的传统音乐难得聚集如此强烈的势能，刚好与人气吞山河的豪迈气派吻合。实力弱小的陕北音乐既无压倒一切的专业优势也无全新的传播设备，却凭着自身势能，一举扳倒了貌似强大的城市文化。
为什么陕北的歌种会引发全国老百姓和精英阶层持续不断的关注？这绝非因为爱乐冲动，至关重要的是这个歌种与中国社会巨大转型产生的需求相互匹配。歌种的触角在各个领域延伸至社会需求的各个方面，迎合了中国人民建立新政权、新文化的“愿景”。陕北民歌寄托了普罗大众挣脱奴役命运、赢得国家独立、实现民族解放、获得中国品格的夙愿，推向前台的背景，就是中国人走向世界的步伐。陕北民间音乐，顺势应天，昂然登场，既非因为审美层面的好听，也非因为学术层面的传薪，更非因为民俗层面的亮色，而是国家层面的历史需求。（涛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