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记者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中不无感叹地写道：“走向陕北，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中华民族文化。”是的，只要我们走进陕北，走近陕北民歌，在细细领略她的魅力时，就不难发现：那不正是我们一直向往的民族之韵吗？
陕北民歌是极具地域特色的文化现象。在北起毛乌素沙漠、南至金锁关，东起黄河、西至子午岭这块神奇的土地上，世世代代的陕北人“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用拦羊嗓子回牛声，抒发着自己的冲天豪气，宣泄着自己的情感世界。通过山曲、秧歌曲、小调、道情、信天游、生活小调等多种形式，用自己的精神、思想、情操、甚至生命，向世人尽情展示着陕北人特有的生活方式、人生态度。在这里，黄土高原广袤、雄浑中透出几分苍凉的自然环境，峁梁起伏、沟壑纵横的视觉效果，通过艺术思维的折射，赋予陕北民歌独特的地缘基因，那高亢粗犷、悠扬质朴的一首首陕北民歌，正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鸣。
张维迎老师父亲唱陕北民歌
陕北人就像陕北民歌的一个个音符，无论是牛耕的犁沟，还是农闲的炕头；无论是节日的街巷，还是商贾的路途，都会被陕北人谱写成一行行、一曲曲如醉如痴的民歌乐章。“阳坡的糜子背洼的谷，黄土地里笑来黄土地里哭”，你看那田野里、路畔上、院落里、崖畔上，那做工、放牧、赶牲灵的；那洗衣、挑水、纳鞋底的，竞相用民歌来抒发自己的感情。劳作中、酒席上，甚至叫卖、哭悼，都有词有曲，令人荡气回肠，情不自禁。清末钦差、光绪帝的老师王培棻在巡视三边后写的《七笔勾》中，将三边描绘成“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之地。恕不论老先生有无偏见，正是受封建礼教影响较小的客观现实，才使陕北人的天性、野性、人性得以张扬，才会涌现出赫连勃勃、李继迁、李自成、韩世忠这样的民族精英，才会孕育出陕北民歌这样的文化精品。
陕北民歌是用老镢头镌刻在黄土高坡上的音乐巨著，是瞭望陕北的百科全书。“信天游好像没梁的斗，甚时想唱甚时有”，现今流行的两万多首陕北民歌中，有言情的、叙事的，也有诉苦的、明理的，大都是口头传唱文学。陕北民歌在流行、演绎的过程中，陶冶了陕北人淳朴、善良、刚毅、豁达的个性，也从不同侧面反映了陕北的历史沿革和社会变迁。像陕北民歌歌手中的杰出代表，《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的作者、黄河船夫李思命，《赶牲灵》的作者、脚夫张天恩。《三十里铺》的作者、木匠常永昌等，他们可以不识字、不识谱，但他们不能没有生活，不能没有民歌。是这些普普通通的受苦人和像他们一样用心感受生活、用生命拥抱艺术的人，才将黄河船夫的伟大、脚夫的艰辛、爱情悲剧的伤感，定格成一首首脍炙人口的精美民歌，并插上音乐的翅膀，从陕北的土旮旯、山圪崂走向全国、飞向世界。
张维迎老师作词《赶牲灵的人儿在北京》
说起陕北民歌的广泛影响，人们用陕北民歌唱红了天、唱恸了地、唱出了一个欢天喜地来概括。
陕北民歌唱红了天，说的就是《东方红》。《东方红》唱出了时代的心声，一俟唱出便迅速传遍全国，整整影响了一个时代，在1971年，
陕北民歌能始终跟随时代的节拍,扎根于厚实的生活土壤之中。比如人们耳熟能详的《东方红》，本是一首土生土长的陕北小曲——《你叫妹妹不放心》，歌词是“兰格茵茵的天，飘来一疙瘩云，刮风下雨响雷声，三哥哥今要出远门，呼儿嗨哟，你叫妹妹不放心……”抗日战争时期，陕北人在民族危难之际，尽匹夫之责，奋起参加抗日救亡运动，随之将此曲改编成抗日歌曲：“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了八路军的粮，有心回家看姑娘，呼儿嗨哟，打日本咋顾不上……”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白马调》，1942年佳县农民李有源有感于解放区的新生活，又将此歌改为颂歌《东方红》：“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生存，呼儿嗨哟，他是人民大救星……”从《东方红》的演变过程，我们可以清晰地勾勒出陕北民歌与时俱进的发展轨迹。
陕北民歌始终和着时代的主旋律、与民族命运相联系、同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文化品质，使陕北民歌成了陕西的名片、中华文化的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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