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国无产阶级音乐运动先驱、电影音乐拓荒者任光（1900—1941）诞辰120周年。在短暂的一生中，他铁肩担大义，秉持报国初心，放歌枪林弹雨；他妙手谱新曲，抒写爱国激情，唱响祖国大地；从《渔光曲》《打回老家去》到《新四军东进曲》，他释放旋律的无尽魅力，彰显音乐的红色基因，被誉为“民族的号手”；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生活中找寻创作的源头活水，以“大众接受的音乐”为创作宗旨，这些精神财富在今天尤其应该予以珍视。
浙江嵊州，东晋时著名美术家、雕塑家戴逵及其子戴颙曾隐居于此，两人皆善琴乐。唐代诗人顾况在此写下了“灵溪宿处接灵山，窈映高楼向月闲，夜半鹤声残梦里，犹疑琴曲洞房间”的诗句，点染出这座浙东小城浓郁的艺术气息。1900年11月9日，一位在中国现代音乐史上谱就光辉篇章的革命音乐家，诞生于嵊县城关镇东前街的一户石匠家庭。他，就是我国无产阶级音乐运动的先驱、电影音乐的拓荒者任光。
嵊州乃戏曲之乡，莲花落、平湖调，以及后来发展成越剧的“小歌班”随处可闻。在家乡浓厚的音乐氛围中，任光的音乐才能得以萌发，上小学时，他已学会吹笛子和铜号，还自制二胡一把，琢磨着学拉戏曲调腔，又拿皮凳当作板鼓，模仿戏曲艺人敲打鼓点节奏。
1911年，任光小学毕业，考入嵊县中学。嵊县中学是一所新式学堂，为普及美育，学校购置了风琴，聘请专职音乐教员。良好的教育环境激发出任光的音乐才华，他在这里学会了演奏风琴，二胡技术也突飞猛进。由于任光吹拉弹唱样样都能来两下，遂博得“小音乐家”的称号。此时，辛亥革命的浪潮也波及这座浙东小城，“涛声怒断浙江潮”，任光也曾上街号召民众抵制日货，反对袁世凯称帝，这在他心中播撒下的爱国主义火种，将在日后点燃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燎原烈火。
1917年夏，任光中学毕业，考入上海震旦大学。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这股新文化浪潮在震旦大学掀起波澜，任光也决心发挥个人专长，实现音乐报国的梦想，赴法国勤工俭学。1919年8月，任光离开祖国，10月抵达马赛，经华法教育会安排，先在里昂亚佛钢琴厂做工，后进入里昂大学专修音乐理论与钢琴。1923年，任光与法国同学葛莱泰结婚，并受法国公司委派赴越南河内亚佛琴行担任技师兼经理。
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尽管有着优渥的生活条件和幸福美满的家庭，任光却无法消弭对祖国母亲的强烈思念，他不时听见那来自故园、来自心底的声声召唤。祖国给任光以梦想的翅膀，使他成为搏击风雨的海燕，毅然辞别了不愿与他一起来华的法国妻子，回到阔别九年，魂牵梦萦的祖国。
民国时期，上海贝当路（今衡山路）811号有一幢特别醒目的法式小洋楼，红砖面墙，半圆拱窗，洋溢着西洋风情，这里便是百代唱片公司。这是当时上海唯一一家外资唱片公司，原先的主业是销售外国音乐唱片，因听众不多，销路不畅，后改录中国京剧名家唱段和广东音乐的唱片，销量激增，遂高薪聘请既有欧洲留学背景，又熟悉中国音乐的任光担任音乐部主任，准备大捞一票。进入百代公司不久，任光结识了左翼戏剧家田汉，共同筹组南国社，开始涉足左翼音乐运动。田汉考虑到任光“在外国公司做事，比较有钱，也比较不被统治者注意”，遂与任光“过从颇密”。在风起云涌的革命大潮中，任光以音乐为武器，揭开其音乐生涯中最有成就、最富传奇色彩的崭新篇章。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任光创作歌曲《十九路军》，歌颂中国军民奋起御敌的爱国精神，“民族战争，反帝先锋，七周血战，全球震动”，成为抗日救亡歌曲之先声。7月23日，他在明月歌剧社审听民乐合奏时，结识了乐队小提琴演奏员聂耳。聂耳在日记中记下了“百代公司的任君来谈话”，并对任光的钢琴演奏水平和即兴伴奏能力表示由衷的钦佩，“他打了几次钢琴，着实有点真功夫，坐下去便自己配起来，看他打得怪起劲的”。从此，两人惺惺相惜，携手踏上左翼音乐运动的新征程。
1933年初，任光与聂耳、张曙、吕骥等参加由夏衍、田汉发起组织的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他们用任光家里的高级收音机，直接收听苏联电台短波广播的音乐，特别是优秀的苏联歌曲，并经常在一起研习苏联歌曲的创作经验，切磋作曲技法。2月9日，任光出席中国电影文化协会成立大会，当选为执行委员，共同建设“新的银色世界”。任光由此“触电”，踏上了电影音乐的创作征程。2月12日，他们还发起成立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成为左翼音乐运动的中坚力量。当月，任光为电影《母性之光》创作了同名主题歌和插曲《南洋歌》。在聂耳看来，任光创作的歌曲与影片高度契合，富于民族风格，“有如说它是南洋，不如说它是中国味”，并认任光为“我们的导师”。聂耳还曾向任光请教小提琴演奏技法，“他改正我拉提琴的许多错误”。
恰在此时，女作家安娥闯入任光的感情世界。经任光介绍，安娥进入百代唱片公司歌曲部工作，与任光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为了扩大左翼电影战线，电影小组决定利用上海联华影业公司的进步力量，摄制更多的爱国进步影片。
在左翼电影歌曲创作中，任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生活中找寻创作的源头活水，以“大众接受的音乐”为创作宗旨。在与安娥联名发表的《歌曲小讨论》一文中，任光明确提出要“刻不容缓的去提倡和创作真正的正确的大众音乐”。在他看来，“现在很多大众接受的音乐，未必一定就是大众音乐”，不能以接受者的数量作为评判标准。他对当时流行于十里洋场的各种靡靡之音予以严正批评，“在上海这种糜烂的社会中，事实上只有使强壮纯洁的歌曲变得麻醉，而不会把麻醉的歌曲唱为纯洁”。音乐必须有正确的价值导向和高尚的艺术追求，“真正的大众音乐，常常在音调、节拍方面很严正，少趣味，难于为大众接受”，这就要求音乐家必须肩负起时代使命，为人民而歌，将“完善的大众音乐”加以“完善的大众文学”，谱写出“完善的歌曲”，“赶快去代替这种病态的大众歌曲”。在这一创作理念的引领下，一首在中国现代音乐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杰作也呼之欲出。
1934年5月，任光应导演蔡楚生之请为电影《渔光曲》配乐，为此，他专程与安娥一道，“劳苦跋涉跑到渔民区”，租了一条舢板，“目击一下渔民生活，听渔民的生活呼声”，以此捕捉歌曲创作的灵感。由于深入生活，感触真切，他们在返回上海的当晚便将影片的同名主题歌一挥而就。任光、安娥连夜为蔡楚生试唱了这首新作，得到蔡楚生的首肯。随后，任光与聂耳一起完成影片《渔光曲》的全部配乐。
《渔光曲》是默片，配乐显得十分重要，这首主题歌出色地配合影片叙事，倾情讲述贫苦渔民的痛苦生活，表达出作者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使观众感同身受，获得强烈的艺术共鸣。安娥在遣词用句上颇具功力，使得《渔光曲》既跃动着古典诗词的灵韵，又糅合了现代生活语言的质朴清新：
歌曲配合电影画面，由东海晨景切入到电影叙事，情景交融，音画相映，以江南民歌抒情婉转的曲调，倾吐着渔民整日荡漾在海上辛勤劳作，“腰已酸，手也肿，捕得了鱼儿腹内空”，却始终处于“鱼儿难捕租税重，捕鱼人儿世世穷”的悲惨境遇；更揭示出蕴藏在劳动人民心中不可遏止的怨愤。任光采用民族五声宫调式，节奏从容舒缓，旋律婉转流畅，具有浓郁生活气息。据影片主演王人美回忆，“记得当时戏拍到尾声，我如泣如诉地唱起《渔光曲》的时候，那海洋上的恶浪，学橹时的辛劳，渔民们的痛苦，一起涌到心头，我的眼泪忍不住簌簌地流下来”，“歌词写得多好，再配上凄婉、悲愤的曲调，真有打动人心的力量”。任光在其后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谈到这首歌曲创作成功的秘籍在于：
音乐是大众的，应该从大众身上去发挥，我们作曲家的义务，不过是把劳苦大众那种悲惨生活的痛苦呼声传达出来罢了。（知非：《电影作曲家任光先生记》）
6月14日，影片《渔光曲》在上海金城大戏院公映，场场爆满，连映84天仍一票难求，《申报》言其“在盛暑中能如此持久挺拔，的确空前未见，堪称奇谈”。聂耳在《一年来之中国音乐》一文中，分析《渔光曲》大获成功的原因在于“内容的现实，节调的哀愁，曲谱的组织化，以及它的配合着影片的现实题材等，都是使它轰动的理由”，“其轰动的影响甚至形成了后来的影片要配上音乐才能够卖座的一个潮流”。
1935年，《渔光曲》代表中国参加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以其勇敢的现实主义精神，生动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的现实生活”获得荣誉奖，成为我国首部在国际上获奖的影片。歌曲《渔光曲》也随着影片的热映不胫而走，脍炙人口，广为传唱。一位新四军老战士回忆，抗战时期，在紧张频繁的战斗间隙，大家都会凑在一起唱《渔光曲》。军区首长粟裕司令员对此曲情有独钟，经常用手风琴即兴伴唱，以此消除战斗中留下的伤痛，指挥千军万马去夺取更大的胜利。据播音员孟启予回忆，1940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广播时没有开播曲，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从国统区买回二十余张唱片，从中挑选出《渔光曲》作为开播曲。《渔光曲》唱出了劳苦大众的呼声，那星星渔火，如暗夜中的光芒，照耀着中国前行的方向，国统区的人们都把新华广播称作“茫茫黑夜中的灯塔”。直到今年央视春晚舞蹈《晨光曲》，仍以《渔光曲》的主旋律作为背景音乐，展现老上海的旧日风情。
当时已被捕入狱的田汉偶然听到监狱看守唱《渔光曲》，情不能已，满怀深情地写下《狱中怀安娥》：
在歌曲创作的同时，任光利用自己作为外商公司买办的特殊身份，掩护党的革命活动，并为大量红色音乐的制作与传播提供了无私贡献。1935年4月14日，聂耳在赴日前一天，与任光等人用简谱初稿试唱了《义勇军进行曲》。随后，聂耳从日本寄回修改后的《义勇军进行曲》曲谱。当时百代公司法方经理担心灌制这首极具号召力的救亡战歌会引来日方的“麻烦”和“抗议”，因而犹豫不决。任光坚持认为，“我们歌词中没有提到日本帝国主义，哪个也没提，一般地讲抗战，应该可以发”。法方经理考虑到这首歌的市场前景大好，为经济利益考虑，决定孤注一掷，同意制作发行。
5月9日，任光组织盛家伦、司徒慧敏、郑君里、袁牧之、金山、顾梦鹤、施超等7人，“第一次在百代唱片公司录音棚内录下了这首到今天已举世闻名的《义勇军进行曲》”，录音母版的编号为34848b，迄今仍保存在上海国歌展示馆中。《义勇军进行曲》唱出了中华儿女万众一心、奋勇前进的心声，发出中国抗日救亡的时代最强音。正如夏衍所言：“1935年‘一二·九’运动之后，群众歌咏运动风起云涌，成了一个全国性的群众运动。抗日歌曲唱遍全国，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成了抗日斗争的号角……当时‘在外国公司做事’的任光，后来参加了新四军，牺牲在皖南事变的乱军中，这样的好同志，是永远值得怀念的。”（《懒寻旧梦录》）2019年8月，嵊州中学师生在给任光校友的追思信中这样写道：
在上海，您最早灌制了《义勇军进行曲》唱片；在法国，您组织华侨演唱《义勇军进行曲》。因为您，《义勇军进行曲》迅速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鼓舞中国人民抗日救亡的勇气和信心。
每当我们唱起国歌，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您，这是因为歌声中有您作为音乐家的博大胸怀，也有您作为“民族号手”的爱国情怀。从您身上，我们深切体会到，生命可以有长度，但有生命的音乐，永远没有休止符！
据不完全统计，经任光之手录制的左翼歌曲有四五十首之多。他还受党的委托，利用职务之便，让聂耳担任百代公司音乐部副主任，共同举办“百代新声会”，邀请各界人士参与，为左翼歌曲制造社会舆论，创造传播条件。当年每一张百代出品的红色音乐唱片，无不凝结着任光的心血，不仅促进了中国革命文艺事业的蓬勃发展，也在海外产生了广泛影响，有力推动了中国音乐走出去的进程。
1936年春，为响应中国“八一宣言”提出的建立全国一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任光与冼星海、张曙、麦新、吕骥等一起投身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为贯彻“国防音乐”的创作理念，任光为费穆导演的《狼山喋血记》写了主题歌《狼山谣》，动员各界民众“不要分你我，一齐打豺狼”，“情愿打狼死，不能没家乡”，因题材过于隐晦，没有取得预期的反响。于是，任光与安娥决定顺应形势，创作一首通俗易懂、主题鲜明的国防歌曲《打回老家去》，这既是任光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倾听大众呼声有感而作，也是其音乐创作风格的一次全面转型。歌曲以五声音阶为基础，配以连续的富于动力性节奏，慷慨激昂，气吞山河，以一领众和的合唱形式，反复高歌“打回老家去！打走日本帝国主义”，控诉日本侵略者“杀死我们同胞”“强占我们土地”的罪行，表达了全国军民众志成城、共御外侮的决心和意志，发出“我们不做亡国奴隶”的时代呐喊。
“七七”事变后，国内险恶的环境已无法让任光继续创作，在亲密战友安娥的资助下，任光再度赴法。在巴黎，任光积极从事抗日救亡的海外宣传，到中国设在巴黎的新闻机构《救国时报》社教唱抗日歌曲，为救济国内难民举行募捐义演，开创海外抗日救亡歌咏之先声。1938年，任光出席有42个国家代表参加的反法西斯侵略大会，指挥华侨合唱团演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歌曲，让世界感受到“中国现代歌声蕴藏着中国无限希望”。在巴黎民众合唱团为援助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举办的歌咏比赛上，任光亲自登台，为其在巴黎创作的《中国进行曲》进行钢琴伴奏，被法国报纸誉为“这次节目中最成功者”，“能充分表现出他对于祖国人民抗战的同情，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之决心”（莫洛：《陨落的星辰》）。任光与正在欧洲开展国民外交的陶行知一见倾心，两人随即合作了一首新歌《慰劳中国战士歌》，以此声援世界反法西斯运动。虽然远在异国他乡，任光的脉搏始终与祖国母亲一起跳动，他的热血与抗日救亡运动一起沸腾。
1940年春，任光返回重庆。6月，新四军军长叶挺在返回皖南前，力邀任光、钱俊瑞等文化人士加入新四军。离开重庆的前夜，任光最后一次去看望了阔别多年的合作伙伴与红颜知己安娥：
一天晚上任光来找安娥，据说他要去前方参军，发现有人盯梢，好不容易扔掉了尾巴；为了安全离开重庆，他要在我家过一夜。这天夜里我们关了电灯摸黑谈话，任光显得很紧张，安娥很镇定；黎明时安娥护送任光悄悄地走了，永远地走了。（赵清阁：《五十年前故人轶事——忆安娥同志》）
任光牺牲后，从他留在陶行知那儿的一只箱子里，发现了“许多安娥倩丽的照片，和未发表的、为安娥词作所写的歌谱”。
8月，任光一行抵达安徽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他们被眼前旖旎的风光深深吸引，青山绿水间的羊肠小径，葱郁染翠般的密林竹海，青砖黛瓦的徽派建筑，无不展现出皖南水乡的万千风情。任光被分配至战地文化服务处，负责音乐与宣传鼓动工作，与菲律宾华侨周东君一起组织了一个乐队。到新四军后不久，任光就为新四军将士创作出《擦枪歌》，受到战士们的喜爱。据叶挺回忆，任光在皖南期间“新作甚多，别有风格，对群众心理及大众化问题均深切明朗，军中均以‘王老五’呼之”。《王老五》原是任光和安娥创作的一首诙谐风趣的电影歌曲，如今已成为男性单身贵族的代名词。
1940年底，新四军准备渡江北上，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新四军军部发布《告别皖南书》，任光随即创作出天鹅绝唱《别了，皖南》（后更名《新四军东进曲》）。他吸取《打回老家去》的创作经验，配合新四军战略行动，以主调大三和弦的军号为前奏，引出雄壮坚定的歌声，歌曲主体部分采用小调式，蕴含着新四军将士对皖南根据地的依依不舍，以及北上抗日救国的坚定信念，“冲过重重叠叠的封锁，冲进日本鬼子的窝巢”，抒发出“我们一定胜利，我们一定达到目标”的壮志豪情。
1941年1月6日，新四军在转移途中突遭大量军队伏击包围，皖南事变爆发。10日清晨在高坦村，叶挺军长作战地突围动员报告，任光随后指挥全体将士高唱《新四军东进曲》，“与四周机关枪及手榴弹声融成最伟大战斗交响曲”。12日夜（一说13日拂晓），新四军军部行进至石井坑，任光被流弹击中胸部，伤重不治，壮烈殉国。叶挺亲眼见证了任光生命的最后时刻：
见余侧数尺伏卧人堆中，勿（忽）有二人辗转地上，在激战声中不能闻其哀号。有人高呼：“王老五”受伤了！余近视之，知其重伤在腹部。时萤箭蝗飞，余心痛如割，无语足以慰之，无法足以助之……悲乎！愿后世有音乐家为我作一哀歌以吊之。（叶挺：《囚语》）
从石匠的儿子成长为“民族的号手”，从外商公司的高级职员蜕变为舍生取义的抗日志士，从投身左翼音乐运动谱写时代新声到为“抗战建国高举独立自由的旗帜”而献出宝贵生命，这就是任光短短41年所走过的人生旅程。虽然任光生前在组织上没来得及加入中国，但他以其毕生的音乐实践，创作和录制了大量红色音乐，用一腔热血染红了我们的旗帜，践行了一个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初心与使命，在红色基因的代代传承中铸就艺术经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