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世维的家被这样分割开，他的生活、事业和梦想分别装在里面。5平方米是张世维简陋的起居室；30平方米是他经营的盲人按摩店；140余平方米是他组建的盲人艺术团排练室。
盲人乐队许多成员都遭遇过“人生急拐弯”，有过沮丧和绝望。是音乐让他们互相感染和激励，不固步自封，不沉溺于失明的痛苦中自怨自艾。因为音乐，就是治愈一切的力量。
成都市金牛区银沙路8号，一处居民房里，张世维翻身起床。没有开灯，他摸索着穿衣、洗漱、吃早餐。事实上，张世维已经快40年没开过灯，对他来说，灯光和日光一样，都是黑色。
“今天举行艺术团成立10年的庆祝活动。”张世维口中的“艺术团”更像是一支乐器队。十年前，几个盲人带着二胡、扬琴、竹笛、电子钢琴、大提琴、小提琴等混搭而成。
上午9点，“艺术团”10多个成员准时出现在城北一家酒楼的大厅里，到场的还有成都视障者互助协会成员，他们来为这场演出捧场。
悠扬的小提琴，低沉的大提琴，婉转的二胡，清脆的扬琴……旋律响起，所有注意力聚焦舞台：黑西装，红领带，白衬衫，前一刻还裹着臃肿棉服外套的老人脱胎换骨。
没有乐谱，没有指挥，表演者或双目紧闭，或架着墨镜。张世维侧身而坐，用耳朵正对舞台，随着音乐，他的思绪飘回了过去。
双目失明时，张世维才31岁，如今69岁。“看不见已经有38年了，早忘了看得见是怎样一种体验。”
十年前，组建一支盲人乐队的想法在他脑子里萌生，“接触越来越多的盲人，发现很多人擅长乐器。”张世维把这个理解为，用耳朵找补回眼睛的缺失。
借靠成华区盲人协会，张世维把几个会乐器、曲艺和唱歌的盲人聚拢在一起，先玩玩。
事实上，音乐不是那么好玩的。2013年起“艺术团”独立运行，张世维一人出资维系，“买乐器、找场地、组织排练，这些年花了二三十万。”
2015年起，金牛区银沙路8号附近的人渐渐发现，张世维的按摩店每到周六就会传出音乐声。再后来大家都知道了，“张世维组建了个艺术团，每周六都要排练。”老龙俨然是一位资深“粉丝”，常来旁观排练。
按摩店里的艺术团来之不易。张世维说，为了每周六的排练，换过四五个地方，像打游击战一样，经常被投诉说扰民。最后，张世维收回原本租出去的老房子，把按摩店和家都搬回这里，艺术团有根了。
这套使用面积近200平方米的房子，30平方米经营盲人按摩店，140多平方米用作艺术团排练，不足5平方米是张世维简陋的起居室，“我睡的按摩床，60公分宽，不占位置。”
事实上，张世维什么乐器也不会。尽管什么都不会，张世维却十年如一日，出现在每一次排练现场。像经理人，也像助理，张世维为艺术团找专业老师、安排表演，为大家端茶倒水，保障伙食。几年前，为了方便艺术团外出活动和表演，张世维专门买了一辆面包车。
张世维家里，饭碗放在一个硕大的不锈钢脸盆里，一个扣一个装下约三四十个碗，“人多，这样大家吃饭方便。”
盲人乐师李发文，更像艺术团的音乐老师，会大提琴、小提琴、笛子、钢琴、二胡、吉他等不少乐器，排练新曲目时，都由他统筹安排，指挥大家。每次排练，李发文要从南门坐公交车穿城到西门，妻子总是全程陪着。
走过十年，艺术团经历过无数次人员更替，最多时候接近20人，最少时只有4人。早些年，电声乐器一度是这支队伍的主力，“那时有几个四十来岁的人，他们擅长吉他，架子鼓这类。”张世维说，这个时期的艺术团叫“电声乐队”，风风火火摇滚了几年。然而时有多变，因为几个成员相继离开，“电声乐队”也随之解散，留下几个会口琴、二胡的老人。
在朋友的推荐下，张世维找到拉小提琴的林应朴，拉大提琴和吹萨克斯的冯潜等人，重新扩充艺术团。现在，艺术团比过去更混搭，二胡、琵琶、扬琴、竹笛、大小提琴、电子钢琴等“中西合璧”。
周六的彩排，一直是“朝九晚五”。早上7点半，盲人余光乾就会从新鸿路出发，步行1公里后，坐上二环高架的快速公交，“只坐20多分钟，比以前快多了。只是上去辨别方向比较恼火，走反了就很麻烦。”
余光乾是张世维组建艺术团时找的第一个人，这两个同龄人相识已久。余光乾擅长口琴、竹笛、手风琴、二胡等多种乐器，心里早就埋藏的火种，轻轻被点燃。
69岁的余光乾，记忆里连蓝天白云都没有，“1岁多时因为生病失明”。上帝关上一扇门，通常会打开一扇窗，余光乾慢慢展现出过人的音乐天赋。
重庆深山的一处煤矿，是余光乾成长的地方。那时，余家六口靠父亲在矿厂上班养活。“那时候矿厂每天会放广播，我听到的第一段旋律，就是广播里来的。”一个孩子的内心，就这样安静下来，音乐带着他的人生开始奔跑。
听广播音乐长大的余光乾转眼8岁，这一年，他第一次接触乐器——手风琴。那是来矿厂参观的一个城里孩子的，“听到那个声音时，震惊了！”余光乾至今还能回忆起那时的激动。
11岁，另一种乐器来到余光乾的世界。远方的表姐，带着口琴暂住，趁表姐外出，余光乾偷偷拿起口琴，“只用了两天时间，我把一首从广播听到的歌曲《我们要和时间赛跑》吹了出来。”
无师自通，余光乾首先想到“讨好”父亲，因为《我们要和时间赛跑》是父亲最喜欢的歌。“故意等着父亲下班回来时，把这个曲子吹出来，”儿子的表现让父亲又惊又喜，当即放下话，“改天爸爸给你买一支口琴。”
但父亲远没有许诺时畅快，说好的口琴久久没有兑现。直到一年后的春节，分别拿到了1块压岁钱的兄弟俩被父亲叫到跟前，“父亲让我们把钱拿出来，他再凑些钱，给我买支口琴，”余光乾说，原来父亲一直记得这事，只是家里太困难，父亲无奈。
就这样，一支2.99元的国光牌口琴，成为余光乾人生第一个乐器。然而，口琴居然不到一周就坏了，“特别心疼，又怕父亲责骂。”一着急，余光乾动了“歪念头”，偷拿家里的粮食出去卖了，请人帮忙又买了一支口琴。结果还是穿帮了，原来，托人买回的新口琴和以前那支颜色不一样。父亲知道原委后，非但没有责骂，反而鼓励好好练习口琴。
20岁时，余光乾通过音乐得到从未有过的认可感。那时，他刚学会了一种新技能，用香樟树叶吹奏乐曲，带着这个新本事，他登上矿厂的职工表演舞台，收获全场掌声，“第一次对自己充满自信。”
音乐除了让他找到自信，也帮他找到爱情。余光乾后来被推荐到成都读盲人按摩专科学校，就是在这里，他认识了妻子周文芳，“开学典礼上，她唱歌我伴奏，完成了一曲《假如你要认识我》。”
同艺术团里的大部分队员一样，余光乾的职业是做按摩。早些年，音乐只能是业余生活，“排练新曲目时要先听，在心里记成谱子后才好练习，”余光乾记得，那时听曲目都是边按摩边进行，“客人经常投诉听烦了，哈哈哈。”
如今，队员基本都“退休”了，只有张世维坚持要“做不动时才退休”，因为张世维的按摩店收入，是支持艺术团运作的唯一经济来源。打拼一辈子，张世维曾积攒了一些积蓄，“都用在协会和艺术团”，他觉得很值，“儿子已经不在了，几年前我也签署了遗体捐献协议。把一辈子的积蓄和精力都投入到这个乐队里，我觉得很值，这是梦想。”
梦想踩进现实免不了擦出磕绊，队员间的分歧与磨合，有时比解决经济支持更棘手。一方面，有老年人固执的天性在作祟，“队员平均年龄接近65岁。”另一方面，有“职业”和“非职业”的交锋。
66岁的林应朴是乐队的小提琴手，出生小提琴世家的他，曾作为成都市川剧院的优秀提琴手，在中南海怀仁堂等专业级平台演出过。1995年，他因病致二级盲残，人生急拐弯。“刚开始消沉失意，是音乐唤醒我，方才意识到我不该是软弱无用的。”醍醐灌顶，林应朴想凭一技之长做些有益的事情，兴趣和志向把他带进了艺术团。
“拉琴的时候会忘记一切，陶醉其中，并能够治愈一切。”林应朴爱小提琴，因为小提琴给了他“色彩”，更是对他能力的认可。但是，作为艺术团里少有的专业乐手，林应朴一度质疑其他非专业队员的技能，尤其是气头上的时候，双方免不了把缓慢的排练进度归咎给对方。
磨合是每个人都在经历的。余光乾觉得，一个人玩乐器和组团玩乐队“区别太大了”。最难克服的就是配合协调，“尤其是大家都看不见，看得见，配合完成一首曲子时，只把自己那部分记住，盯准乐谱就能行。但看不见就没办法，必须把整首曲子的每个音符都记牢了，才知道什么时候该你。”如此一来，但凡有某个人偷懒，效果就达不到，“练熟一首曲子，至少要两三个月。”
配合越多，队员间的芥蒂越少，林应朴早就打消对他人的成见，反倒赞不绝口，“互相感染和激励，不固步自封，不沉溺于失明的痛苦中自怨自艾。”余光乾也很满足，“在一起排练后，个人技艺不断得到提高。”
共同进退中，艺术团日趋完善，不仅常常出现在各种公益舞台上，还代表成都市参加“四川省第二届残疾人艺术节”，取得三等奖。
周六如期而至，金牛区银沙路8号又响起音乐声，像此刻听到的曲子一样，弹奏者的心里装着“花儿与少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