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浪
【编者按】
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近代史资料》总131号编发了一组由李丹阳等采访整理的抗战口述史料《抗战时期的红色文艺》,讲述者都是抗战时期在中共领导的敌后根据地从事红色文艺工作的著名老艺术家,其中,即有开国大典军乐队队长罗浪。7月12日,罗浪于北京病逝,经《近代史资料》编辑部授权,澎湃新闻转载罗浪口述。(标题与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罗浪(1920—2022),原名罗南传,福建德化人。指挥家。1938年入陕北公学,同年入延安鲁艺音乐系学习。1939年后,在晋察冀军区一分区战线剧社及军区抗敌剧社,从事音乐工作。1948年组建华北军区军乐队,1949年任开国大典联合军乐队总领队、总指挥。后历任上海市文化局音乐室主任、解放军军乐团团长、中央广播乐团团长、八一电影制片厂军教片室主任等。主要音乐作品有《五壮士之歌》、《从军曲》、《英雄赞》、《子弟兵进行曲》、《保卫胜利果实》、《一分区进行曲》、《分列式进行曲》、《哀乐》等。
流亡大半个中国,远赴延安去抗日
我是福建人,我的家乡在福建德化一个叫做戴云山上的小山村—雷峰镇潘祠村。我的曾祖父、祖父和父亲都是教书的,诗书传家。开始时我父亲也教过私塾,“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我母亲跟着做饭,家里比较困难。后来我父亲上了德化县的师范,毕业后就当了学校的教师。我小的时候曾跟父亲读书。后来因为家乡闹匪患,我父亲就下南洋去马来亚了。去了时间不长,因为我祖母有病,他就回来在县城教学,养家。在我九岁的时候,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出线名单,家乡匪患又起。这次父亲带着我们一起逃到马来亚和新加坡。我父亲在那里也主要靠教书为生,后来他自己办了个小学,还兼任过陈嘉庚创办的《南洋商报》记者。抗战时期,他曾在当地参加华侨组织的支援抗日的团体,当过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委员。解放后我父亲当过德化县侨联主席。
我13岁时回国在福建省的中学读书,初中毕业后再次去马来亚随父亲谋生。1937年我从新加坡回来,到上海考了高中,但还没有怎么上,就遇到八一三事变。那时整天都是枪炮声,还有飞机轰炸。一次轰炸后,我看到一个人半个脑袋没有了,还在路上跑,旁边有人跟他说,他一摸头,一下子就倒下了。我无法继续读书了,就乘难民船离开上海,取道香港,到广西继续读高中。
在桂林,我参加了共产党组织的抗日宣传。当时有不少东北人流亡桂林,我和他们一起演唱“我的家在东北送花江上……”。那个时候,学校里有国民党军队的人员对学生进行军训。一次,我与学校军训人员发生冲突后,正好我父亲寄来生活费,我就和学校说父亲病了,我要回去探望,请假离开了学校。当时我不知道要去哪里,就去了香港,找我在难民船上结识的陈沫大哥,那是1938年。
陈沫也是马来亚华侨,比我大一岁,我一直管他叫老大哥。他的父亲在香港开了一个不大的布店。陈沫大哥对我说:延安有个共产党,是抗日的,咱们一起到延安去吧。那时,我父亲寄来的生活费已经差不多花完了,是陈沫从家里拿钱帮助我,我才能去延安的。
我们先去找到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在那里碰到在马来亚当过老师的广东人陈敏老大姐,她带了几个华侨学生(包括她的亲属)也要去延安,于是我们一起结伴出发。在香港的办事处,我们得到了廖承志的帮助。以后我们途经广州、武汉、西安,都是到八路军办事处。从西安再往延安去,先坐了一段汽车后,没有路,也没有汽车了,就徒步走了将近一天,到了延安南面一个叫看花宫的地方,进了那里的陕北公学。从香港到陕北这一路上,陈敏老大姐是我们的领队。到陕北公学时,我们一共有十四个人,都是归国华侨青年,都是到延安参加抗日的。那年,我18岁。
我到北方以后,日军攻占了香港和东南亚。1942年,我的母亲和两个妹妹在马来亚惨死在日本人的屠刀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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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公学是当时党中央办的一所学校,从敌占区到延安的人都要先到这里学习。“陕公”的几十个女生住在看花宫,我们男生住在离看花宫一、二十里地的一个村子。我在陕北公学学习了几个月。这年底,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来陕北公学招生。鲁艺设有文学系、音乐系、美术系等,要招好几十人,招收学音乐的、学美术的、学文学的。因为我在马来亚的时候,曾看见英国人吹号、拉手风琴、弹钢琴,我也多少学过一点,于是很多人动员我,我的老大哥陈沫也动员我去考鲁艺音乐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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