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的这份报告（得到了俄外交部和国家杜马的支持）认为，当代世界政治的主旋律是建立新的秩序。在此过程中，渐行渐远的不仅是“单极”或者“两极”时代，还有西方近几百年来在军事、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新冠疫情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并未改变国际关系的基本发展态势，而是像催化剂一样激化了既有矛盾，加快了世界范围内各种力量的重新分配。该报告认为，近年来俄罗斯在外交和国防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就和胜利，但是需要更为充分地加以表达和阐释，同时有必要拓展新的外交政策方向并为其提供思想保障。俄罗斯外交政策新思想的核心内容：一是维护和平；二是支持各国自主选择发展模式；三是共同保护自然环境，加强人文合作，应对包括流行病在内的新的全球性挑战。
关键词：俄罗斯外交新思想；中美俄关系；多边战略平衡；世界秩序
作者简介：谢尔盖·卡拉加诺夫（С.А. Караганов），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学院院长，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荣誉主席，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基地重大项目承担者；德米特里·苏斯洛夫（Д.В. Суслов），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副主任；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Е.А. Примаков），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议员；伊戈尔·马卡罗夫（И.А. Макаров），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学院世界经济系主任；拉里莎·波波维奇（Л.Д. Попович），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卫生健康经济研究所所长。
基金项目：本文译自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2022年发布的研究报告“维护和平、地球和所有国家的选择自由：俄罗斯外交政策新思想”（Защита мира, земли, свободывыбора для всех стран: новые идеи дл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 Доклад НИУ ВШЭ. Москва, 2022）。感谢高等经济大学授权我刊翻译和发表。原文篇幅较长，译文有所删减。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基地重大项目“欧亚合作与中俄关系的战略定位”（项目批准号：16JJDGJW003）的阶段性成果。
译者：郭小丽、王旭译，郭小丽 校
一、未来世界格局与俄罗斯对外政策新议程
俄罗斯国内外的外交政策学者普遍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和思想已进入完全不可预测的混乱时代。这一观点只是部分正确。它不仅反映出混乱趋势正在加剧的既定事实，还说明过去使用的智识、概念方法无法预测世界的发展趋势。在过去几十年甚至几百年间，西方国家设定了“智识模式”，因而西方大多数人不愿意接受新的现实，种种迹象表明，西方国家在地缘政治、经济和思想领域的地位正在经历长期的衰落。大众智识和情绪状态确实是难以预测的因素，因为“00后”“80、90后”（或“iphone”一代）已习惯超级链接，依赖信息环境，难以区分现实与虚拟，尤其容易受到外界潮流和自身情绪变化的影响。心理状况受信息环境影响的最新案例，是与新冠病毒相关的集体情绪失控。信息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AI）的持续研发，使得世界的发展愈发难以预测。但是，如果人类不失去基本的价值观——珍视生命、渴望社交、持守家庭、热爱祖国和本土文化，那么人工智能就无法占统治地位，至少其影响是有限的。大多数发展趋势是可预测的（尽管可能发生各种偶然事件，受到领导人性格和行为的影响，在瞬息万变的形势下领导人的作用与日俱增），新冠疫情非但不会改变世界的发展趋势，反而成为强化这种趋势的催化剂。负面进程（大国之间激烈角逐）和正面进程（共同应对全球挑战），同时进行。
在新（主要是亚洲）、旧（主要是西方）领导者之间，正在上演历史上最激烈、最迅速的权力再分配。新冠疫情及其引起的经济危机和信息战，加剧了这一进程。在西方整体走向衰落的趋势中，美国也许是个例外，至少在未来几十年内，美国仍会是超级大国。但是，即便是美国，也在迅速丧失将自己意志强加于人的能力，无力左右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的总体发展方向。于是，美国成为近年来最危险的国际角色，从维护现状的国家转变为“修正主义”国家（虽然算不上“复仇主义者”）。从其内部走向来看，最近几年的美国仍将是一个深度分裂的国家。发生这种变化的深层及主要原因是，西方近500年来建立在军事优势基础上的、在世界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已行将就木，世界正在回归传统的多极格局。大部分国际协调机构和机制日渐式微或被有意取消。瞬息万变的局势和激烈角逐，使全球和区域大国之间的争斗无视规则，这是国际关系中军事力量作用提升的主要原因之一（即便不是唯一原因）。即将到来的世界将呈现出数字化发展、不平等加剧、气候变化以及大规模移民等重要趋势。这些因素势必加剧各国内部的社会紧张局势，也将激化国家之间的竞争。无论是从智力还是从体制的角度，人类都暂时无法解决这些挑战。尽管这些挑战在客观上具有全球性特征，但新冠疫情表明，可行的解决方案越来越多地下沉到国家或区域层面。这种张力正在提升对国家精英的要求。领导力以及政治和外交中的人格化重新占据上风，同时全球问题和全球相互依赖发展到了全然不同的层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