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兆钧（乐评人）
有个街坊，当时大约也就是初中学生吧，不好运动，却好吉他。似乎也是出身好，并不怕谁说这是资产阶级乐器，经常晚上在路边弹琴。我们一帮小屁孩经常围着听，觉得好听，却也不知道他弹的是什么曲子，反正不是时下我们熟悉的革命歌曲。
有一天，他正在弹琴，一个骑着永久自行车的小伙子路过，停下来，在马路牙子上听着。
一曲听过，过客问：哥们儿，琴不错啊，哪儿的？
我们这老哥很自豪：美国的！
过客很谦和：对不起，我能试试吗？
我们这老哥把琴递过去：您来着！
过客拿过琴，拨拉了几声，然后以极快的速度弹奏了一曲，把吉他递回去：好琴！好琴！说完一骗腿，蹬上车扬长而去！
我们这老哥脸色变了又变，显然，他明白这次“碴琴”他输了，而且当着我们不是一般的输。他突然站起来，扬起吉他狠命地朝马路牙子一摔，琴顿时碎掉，老哥头也不回，
此后，老哥终生不复鼓琴。而我是几年后读了《俞伯牙摔琴谢知音》故事时才再度回想起这一幕。只不过，老哥不是谢知音，而是输了碴吧儿。但还是很佩服他愿赌服输的烈性子。
不在上学的日子里，有一天我盯上了家里的残疾乐器——京胡和京二胡。听母亲说过父辈年轻的时候都好音乐，尤其好京剧，
想了想不难，对门就是中医研究院附属的东直门医院，每天扔到垃圾站的药盒不计其数。选个圆药盒捅上大小两个窟窿，就成了琴筒。弓子已经没了马尾。去割马尾我是不敢，想了想找出家里废旧的漆包线圈，拣最细的当作马尾。至于琴弦先把京胡担子上的拆下来对付，后来正经弦也没了就用纸绳代替。至于松香对面院里有的是松树，自己采集了“松黏”熬一熬也就有了。于是缠着会拉二胡的二哥教我。这样，我在15定弦上开始拉响了《东方红》。可以想象，我这把胡琴练起来是多么地不吵人。尤其后来用了纸绳做弦，那音量基本上就是“一个苍蝇哼哼哼，两个蚊子嗡嗡嗡”。然而，当继而学会了63定弦52定弦，自觉可以演奏大部分喜欢的歌曲和戏曲的时候，那种感觉是最奇妙不过的。
多年以后，我发现当年和我一样自修乐器或自制乐器的原来大有人在。词作家陈小奇也曾在“文革”中砍下竹子做琴担和琴筒，抓来草蛇做蒙皮，剪来马尾做琴弓开始自修二胡。在当年学习音乐的青少年中，我们也该算是“贫下中”阶级了。
1969年，随着全国各地相继成立“革命委员会”，“祖国山河一片红”了。我们这些孩子们开始“复课闹革命”，回到了学校。
年初的大事是影响极大的“珍宝岛事件”。珍宝岛事件后，北京人经历了一场巨大的工程，这就是遵照毛主席指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全城修建防空洞。
当年的北京市几乎主要街道下全部挖空了。当然，有些是政府级别的人防工程。直到改革开放初期很多此类工程还有所利用，例如1990年代月坛附近就有一个由人防工程改成的很火爆的“天外天”小商品市场，直到发生火灾后才取消。
想修防空洞需要最基本的材料，砖！一时间造窑烧砖如同大跃进一般，学校里、街道上的空场都盖起了或大或小的砖窑。造砖要黄土，哪里去找？聪明的北京人立刻明白了，城墙啊！
话说到了1969年的时候，北京的城墙已经是名存实亡。大多数城门相继拆除，城墙开了不少口子，但还有不少段在那里。既有出了名的“磨缝灌浆”的城砖又有大量的黄土，不拆何为？于是我们这些孩子自然加入了拆墙大军。我和一个同学不满足随大流挖黄土，自己借了学校的平板车，带上凿子等工具，跑到东直门城墙上挖砖。这下明白了真的什么叫 “磨缝灌浆”，我们俩费尽力气，整整一个早上才剔下来一块城砖，两手还生疼生疼。结果是一共挖了四块城砖交到学校后草草收兵。很多年后，我还感慨拆掉北京的城墙我也是一个小小的罪人。
1969年是个“大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20周年，所以庆祝活动要大办。“十一”当天白天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大会，晚上则在广场上举行大型联欢晚会。我们所在的北新桥街道不知为什么是有资格参加20周年大庆的，于是需要抽调各部门的艺术人才以及几所宣传队办得较好的小学宣传队组成演出队。
演出队在东直门内北小街的“公社大楼”楼顶排练。我被安排到乐队，给了我一把小手风琴跟着凑数。
乐队是个典型的杂牌军，中西乐器什么都有，笛子、二胡、小提琴，甚至还有一只巴立东——次中音号，也没有配器，基本上是大合奏。我在学校的风琴上自己练得右手还好，什么旋律都跟得上，滥竽充数，每天拉得很起劲。几个老师见我常常窃笑，最后终于有一个老师告诉我，手风琴左手的键子也是有固定音和和弦的，不会拉就别动好了，要不然都是杂音。
新中国成立二十周年大庆的下午三点，我们就已经到了南池子，坐在指定的位置待命。晚饭是面包，对我来说似乎是平生第一次的品尝。
大概是六点开始步行进场，我们的位置还好，在东观礼台前面。晚会是节目与集体舞交叉进行的。我们出演的有一段是芭蕾舞《白毛女》中的《红缨枪舞》。
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参加国家级的庆典活动，兴奋的心情想必有的。但回头想想，可能更因为老师们给的特殊待遇，终于给了我最缺乏的自信和因“文革”家庭待遇受到的伤害的平衡吧。
二零二二年七月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