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如果说齐桓公是春秋第一霸，那么管仲就是春秋第一相。可见，管仲确实是春秋史上一个关键人物，也正因如此，管仲成了一个胡适所谓的“箭垛式人物”。战国秦汉学者抒发政治主张时，往往将一些符合自己观点的传说，套在知名历史人物身上。结果就是这些历史人物像箭垛一样，被附会的事迹越来越多。
管仲
这样的历史人物很多，比如上古帝王有伏羲、黄帝、大禹，商周贤臣有伊尹、周公、吕尚。而管仲作为春秋第一位名臣，也是大家乐于传颂的对象。战国时的齐国有着当时天下的文化中心——稷下学宫，稷下学宫的学者甚至专门编写了一部《管子》，这部书直到西汉都一直有附益，可以说是一部集体创作的托古改制作品。其中不少故事相当精彩，以致被后人耳熟能详；也涉及一些政治、法律、军事史料，被学者广泛运用研究春秋齐国史。
除了《管子》以外，记录管仲的史书还有很多。其中比较系统的有《国语·齐语》《史记·管晏列传》及新出的清华简《管仲》，此外，《左传》《论语》《战国策》《韩非子》《说苑》《汉书》等也都零碎记录了管仲的若干言行。其中公认《左传》是记录春秋史最可靠翔实的著作，而其他史书在叙述春秋史时，多少存在一些托古改制的成分。所以，我们要考察管仲的历史，应该对战国秦汉史料认真辨析，尤其要注意那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
一、管仲出身并非贫寒——《史记》不可信
《史记·管晏列传》中借管仲之口讲述他早年的经历：“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管仲是颍上人，曾与鲍叔牙合伙做生意，分钱时每次给自己多分配，也曾多次被主君驱逐，还曾多次作战都逃跑，可以说经历非常坎坷了。
《战国策》说“管仲，其鄙人之贾人也，南阳之弊幽”，管仲是住在城外的商人，在南阳一带穷困潦倒。《管子·小匡》管仲自称“夷吾尝为圉人矣”，还做过弼马温。《说苑·复恩》中管仲说“吾尝与鲍子负贩于南阳，吾三辱于市，鲍子不以我为怯，知我之欲有所明也”，即他做生意还多次被羞辱。《说苑·尊贤》说“管仲故成阴之狗盗也，天下之庸夫也”，原来他还偷过狗。《说苑·善说》说“昔者管子说襄公，襄公不说”，原来管子还游说过齐襄公。
以上关于管仲出身的诸多史料，总结起来无非就是说他出身贫寒，且事事不顺。这些记载，其实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一个人，他就是管仲齐国的前辈——姜太公吕尚。
同样是《战国策·秦策》，说吕尚是“齐之逐夫，朝歌之废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雠不庸”；同样是《说苑·尊贤》说“太公望，故老妇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吕尚被悍妇逐出家门，在朝歌卖肉亏本，被子良氏所废黜，连在棘津卖身都没人要，这与管仲的出身是多么相似！但我们也要注意，《秦策》中说出这些话的策士姚贾，本是一个“子监门子，梁之大盗，赵之逐臣”，为了游说秦王政任用自己才说出这些典故。
其实姚贾不是在叙述历史，而是在说明道理，特别是战国这个贵族政治解体的时代，下层游士为了能被君王看重，有意将一些历史名人塑造成出身低微，所以尚贤思想在诸子中非常流行。但是他们讲述的这些史料，至少不会被所有人接受。比如孟子就说吕尚是“天下之大老”，也说管仲“举于士”，那么吕尚原本就是极有声望的长者，而管仲也是从底层贵族中选拔出来的，并非贫困潦倒、霉气冲天的小贩。
除了与其他记载存在一定矛盾，这类史料最大的不可信，就是以今度古，认为春秋与战国的社会形态是一致的，而春秋战国之际恰恰是大变革时期。简单来说，春秋以前的社会主体是氏族，因为铁犁的普及与牛耕的推广，战国以后的个体家庭成为社会主体。只要把握了这一条线索，就能注意到不少战国以前的人物，对于其贫贱出身的叙述都缺乏可信度。当时个人与氏族是一个整体，即使处于氏族中的底层家族，依然拥有共同的田产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