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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夏天,小提琴大师伊扎克·帕尔曼第三次来华演出,我的买办朋友b哥囤积了一批贵宾票,打算用以贿赂附庸风雅的官员。没想到演出前两天,上面突然办了个学习班,官儿们都去受训了。他的票砸在手里,便随意甩给我一张:
“不听白不听。”
演出当天,我穿着一身体面衣服,独自乘地铁来到大会堂西路。正是一个夕阳艳丽的傍晚,一圈水系的中央,那个著名的蛋形建筑物熠熠闪光。苍穹之上,飘动着鸟形或虫形的风筝。穿过遛弯儿的闲人拾阶而上时,我身边涌动着的就是清一色的高雅人士了,个个儿后脖颈子雪白,女士镶金戴银,一些老人家甚至打上了领结。检票进入大厅的过程中,我忽然有点儿不自在,感到有道目光一直跟着自己,若即若离,不时像蚊子似的叮一下就跑。
这让我稍有些心神不宁,频频四下张望,却没在周围发现熟面孔。走到室内咖啡厅的时候,忽然有人扬手叫我,是媒体圈儿的几个朋友。他们凭借采访证先进来,正凑在一起喝茶、讲八卦。我坐过去喝了杯苏打水,和他们敷衍了一会儿,但目光仍在鱼贯而入的观众中徘徊。
“瞎寻摸什么呢?这儿没你熟人。”一个言语刻薄的秃子调笑道,“你那些‘情儿’都在城乡接合部的小发廊里创汇呢。”
这帮人哈哈大笑,我也笑了。片刻,演出开始,我来到前排坐下,专心聆听。琴声一起,我就心无旁骛了。
大师与一位斯里兰卡钢琴家合作,演奏了贝多芬和圣桑的奏鸣曲,然后又独奏了几段帮他真正享誉全球、获得过格莱美奖的电影音乐。压轴曲目当然是如泣如诉的《辛德勒的名单》。一曲终了,掌声雷动,连那些装模作样的外行也被感染了。前排的观众纷纷起立,后排的像人浪一样跟进,当帕尔曼坐着电动轮椅绕台一周,举起琴弓致意时,许多人干脆喊了起来。
在一片叫好声中,有一个声音格外凸显。那是个颤抖的女声,比别人高了起码一个八度。连哭腔都拖出来了。她用纯正的“欧式装逼范儿”尖叫着:
“bravo!bravo!”
那声音就来自我的正后方,引得旁边的几个人回头张望。我也不由得扭过身去,便看见了一张因为激动而扭曲的脸。那是个三十上下的年轻女人,妆化得相当浓艳,耳朵上挂着亮闪闪的耳坠,围着一条色泽斑斓的卡地亚丝巾。再加上她的下巴和两腮棱角分明,乍一看让人想起凯迪拉克汽车那奢华的商标。
初看之下,我并没有反应过来她是谁。直到她目光炯炯地盯着我时,我才蓦然回过神来。这不是陈金芳吗?
音乐会散场的时候,陈金芳已经在出口处等着我了。此时的她神色平复了下来,两手交叉在浅色西服套装的前襟,胳膊肘上挂着一只小号古驰坤包,显得端庄极了。虽然时隔多年不见,但她并未露出久别重逢的惊喜,只是浅笑着打量了我两眼。
“你也在这儿。”
“够巧的……”
说话间,她已经做了个“请”的手势,往大剧院正门外走去。我也只好挺胸抬头,尽量以“配得上她”的姿态跟上。出门以后她问我去哪儿,我说过会儿我老婆来接我。她看看表,表示接她的人也还没到,刚好可以找个地方聊聊。聊聊就聊聊吧,尽管我实在不确定能跟她聊点儿什么。
大剧院附近的茶室和咖啡馆都被刚散场的观众们挤满了,我们步行了半站地铁的路程,才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对面找到一家云南餐厅。走路的时候,她一直没跟我说话,高跟鞋坚定地踩着地面,回声从长安街一侧的红墙上反射回来。落座之后,她又重新看了看我,然后才开口:
“你也变样了。”
“那肯定,都十来年了,没变的那是妖精。”
“不过你还真不显老。”她抿嘴笑了,“一看就挺有福气,没操过什么心。”
“还真是,我一直吃着软饭呢。”
“别逗了。”
“你不信?那就权当我在逗吧。”我略为放松下来,恢复了固有的口气,同时点上支烟。
她又问我:“现在还拉琴吗?”
“武功早废了。”
“过去那帮熟人呢,还有联系吗?”
“也没了。他们看不起我我也看不起他们。”
“这倒像你的风格。”她沉吟着说。
“我什么风格?”
“表面赖不叽叽的,其实骨子里傲着呢。”
这话说得我一激灵。类似的评价,只有我老婆茉莉和几个至亲对我说过,没想到陈金芳对我也是这个印象。要知道,我自打上大学以后就再没见过她呀。我不禁认真地观察起这位初中同学来,而她则毫不避讳地与我对视,两条小臂横搭在桌子上,那架势简直像外交部的女发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