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问世五十余年，受到了广大音乐爱好者的肯定，但对外界来说，其中存在一些令人困惑不解的问题。例如：是谁先有要创作“梁祝”的想法？即：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究竟是谁的创意？何占豪和陈钢这两个背景完全不同的年轻人，是怎么聚到一起进行创作的？当时所提倡的“三结合（领导，专家，群众）”是否只是1958年那个时代的特殊现象，今后再不可能产生了？正因为这些问题未得到解答，由此出现了各种奇怪的现象。例如：论作曲技术，当时的何占豪显然不如陈钢，因此有人就在节目单上把陈钢的名字放到了何占豪的前面, 有时索性只写陈钢一人名字。也有人说，陈钢当时才是个学生，这之前从未写过大型作品，这其中肯定是指导老师丁善德教授的作用。因此，有丁的学生强烈要求署上丁善德的名字，并认为应排名在第一位。更有人在别人的鼓动下，越想自己越伟大，就把“梁祝”的成功总结为某人的作用是“民族化”，某人的作用是“国际化”，等等。
我作为“梁祝”整个创作过程的参与者之一，想在刘品逝世三周年之际，对当年的历史情景，以及刘品在“梁祝”创作过程中的作用，做一简要回顾。是谁先有了要创作具有民族风格的小提琴协奏曲的想法？——是刘品。
刘品在1993年的留影
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刘品和他当时的同学朱迪、陈稼华、王蔼林等一起，经常讨论怎样用西洋乐器演奏出中国的民族音乐。这可能是因为他们都来自部队，对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对文艺工作的教导印象较深：“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在1958年春，整个国家处于欣欣向荣的时代。刘品作为党支部书记，便开始了小提琴民族化的实践，一步又一步地做了以下工作：
第一，为使全系师生从思想上提高对民族化的认识，刘品领导的党支部用了三天时间，在系里展开了“要不要民族化”的大辩论。针对当时的许多观点，如：“马思聪的作品已经民族化了，还用得着我们吗？”；“手指在琴弦上滑来滑去，把琴的把位都搞乱了”；“我们是拉琴的，作曲是作曲系的事情”……；经过摆事实、讲道理，最后全系思想统一到“虽然马思聪先生用民歌写了不少小提琴作品，但还需要更多让群众听得懂的好作品”，“管弦系的青年学生也应该学习俄罗斯民族乐派，创造出中国的小提琴民族乐派”。这是思想酝酿的阶段。
第二，为在组织上落实民族化的工作，确定以何占豪为骨干，加上几位从附中升上来的丁芷诺、沈西蒂、张欣、朱英等同学，成立了管弦系“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做了具体分工，何、丁负责创作，张、朱负责收集资料作理论探讨，沈西蒂以及随后参加小组的俞丽拿，沈榕负责新作品演奏。由于刘品考虑到民族化作为实验，有可能失败，为了保护人才，起先没有让俞丽拿等参加。
第三，组织管弦系学生自己动手创作、改编乐曲。在实验小组的带动下，同学们自己编写，自己演奏，创造出了一批具有民族风格的乐曲，如：小提琴独奏《二泉映月》、《梆子风》、小提琴齐奏《四季调》、《山区公路通了车》、弦乐四重奏《小梁祝》等等。由于新作品不断涌现，系里经常举行新作品音乐会。在学生中涌现出了一批业余作曲家，如阿克俭、屠巴海、梁寿祺等。
第四，1958年十月中旬，院领导将不同专业的学生，混合编成六个团队，分别到六个不同的省进行“六边”（边劳动，边宣传，边采风，边创作，边演出，边学习）活动。管弦系实验小组成员与声乐系部分学生，还有作曲系的陈钢等，组成了“浙江队”。在开往温州的船上，实验小组讨论落实“六边”中的创作计划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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