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越剧院新戏《甄嬛》
从1906年落地唱书被搬上露天舞台开始，越剧至今已经走过了110个春秋。的笃班、小歌班、绍兴文戏、女子文戏等等名称，标识了这个剧种的成长历史。生在嵊州乡土，长在江南城市，流行在海内外，这个逐渐变化发展的轨迹成就了越剧独特的生命史，也浓缩了中国戏曲逐渐寻求现代创造的生命历程。
近百年来，除了京剧、昆曲被文化人冠以“国粹”“国剧”之外，中国戏曲的绝大多数剧种被有意地用“地方戏曲”来概括，虽然这并不准确，也不科学，但“地方性”确实是构成戏曲品格的一个重要元素。越剧曾有“剡剧”“嵊剧”之谓，显示了它与诞生地嵊州（古称剡县）的乡土联系；同时也曾冠以“绍兴文戏”一名，以区别于同地区内以乱弹声腔为主、文武兼备的绍兴大班；当然因在上海被宁绍人为主体的浙东族群所喜爱，而独占了“越剧”之名。因此，越剧的地方个性固然有来自嵊州、绍兴乃至浙江的因素，但它更多肇基于整个江南吴语区的文化底蕴。由此，越剧发展成了这个文化区域中最具影响力的剧种。
从一个小小歌班发展至区域大戏，越剧实际遵循着中国戏曲数百年来由地方土腔向区域大戏发展的艺术规律。在不断地丰富壮大过程中，越剧还向其时在江浙最具影响力的京剧和最具传统韵味的昆曲，学习音乐、身段、调度和舞台排场等，极大提升了这个乡土剧种的品位，由此而有将“昆曲”视作越剧“奶娘”的说法。从越剧立足区域戏曲生态而主动吸收成熟剧种艺术的历程来看，越剧的这一个“奶娘”，实际正来自中国戏曲悠久的艺术传统，这也造就了这个剧种浓郁和深厚的古典风格。
越剧虽然与浙江有着天然的血肉联系，但是它的成熟发展却依托在上海为代表的市民文化中。在“海派”文化的熏染过程中，越剧和沪剧这两个年轻剧种集中地体现了上海市民的欣赏趣味，也最大可能地消弭了沪上族群审美的差异，成为彰显上海城市品位的代表。但是越剧却超越了固步于上海的局限，以更加开阔的发展态势走进了更多的城市文化中，用独特的艺术创造来契合现代城市的艺术诉求。至今在南京、上海、杭州、宁波、福州、天津等城市的代表性越剧团体，都张扬着各有传承的越剧艺术，都成为所在城市的艺术名片，这形象地显示出越剧与现代城市相偕发展的轨迹。
从一个乡土小戏发展到城市文化的代表，越剧契合着城市的文化诉求和时尚的创造规律，也将城市的“现代性”赋予其中。越剧的“现代性”集中体现在它不断创新的艺术构成中：它的舞台语言从嵊州方言到江浙官话，甚至在当代也渐次吸收普通话的音韵特点；它的曲文念白在江浙口头文学基础上，结合通俗文言和诗韵，形成流利晓畅的文学形式，甚至在当代还拓展出散文化的文学表现方式；它的装扮艺术在古典造型的基础上，结合绘画、视觉印象，一改传统衣箱规制，形成清新文雅的基本风格，并且兼容了以现代审美理想为依准的古今装扮形态。特别是它的剧目创作古今不悖，在古装戏和现代戏中始终张扬着切合人情人性的抒情风格，在《中国越剧大典》所记载的375个优秀剧目中，古装戏占有260多个，现代戏有120多个，这种跨越时代的艺术张力始终体现在越剧本体风格和时尚流行之间。必须提到的是，越剧还主动地吸收话剧的表现方式，并且积极地通过影视镜头，将越剧的美学形态予以张扬。最为人熟知的《梁山伯与祝英台》《追鱼》《红楼梦》《碧玉簪》《柳毅传书》《祥林嫂》等等经典代表作，实际是城市越剧在探索现代发展时呈献给观众的典型成果。从越剧不拒流行艺术，并主动地吸收流行艺术的实践历程来看，“话剧”这个越剧的另一个艺术“奶娘”，实际代表的是城市时尚艺术给予越剧的发展动力。越剧在不断成长的城市文化中，与时俱进，造就了它鲜活的现代印象与时尚魅力。
越剧兼具古典与时尚的艺术品质，正契合着中国社会背负着数千年文明快速走进现代生活的步伐，也正契合着中国社会亦旧亦新的文化状貌。因此，在广大的江南农村，越剧以其经典的传统剧目，紧密地嵌入传承既久的民俗生活中；而在不断更新的现代城市文化生活中，越剧的才子佳人故事则更多地吸引着都市年轻人的浪漫幻想，特别是以上海越剧院、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杭州越剧院、宁波小百花越剧团为代表的越剧艺术引领者们，加大步伐地向前拓展着更大的发展空间，寻求创造更具现代品质的戏曲道路。在众多的中国戏曲艺术中，越剧素以“女子越剧”为标榜，通过满台红粉，演尽人生百态，将现代社会中女性对于艺术的创造能力发挥到极致。同时，男女合演也成为越剧艺术的特出状态，以更加自然化的形式，用本色的性别差异，张扬出更加贴近生活的舞台风貌。呈现在越剧中的这些演剧形态，看似矛盾，却各具吸引力，激发出观众更加丰富的观赏热情，多元的演剧形式完好地构成了越剧艺术的多个侧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