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出生于上世纪30年代，18岁时到沪上一家酒店“学生意”，看到年纪相仿的同伴拉二胡，便心生欢喜，也把玩起来。同伴发现父亲玩得比他好，就把二胡借给了父亲。父亲祖籍绍兴，所居住的山西北路58号整幢楼都是绍兴人，越剧是各家每日必听的，父亲自然而然把会唱的越剧唱段作为练习曲反复拉奏。爷爷偶尔发现我父亲竟然能在短短的半月中拉出像模像样的越调来，十分欣喜，立马为他借了把红木越胡供父亲练习。父亲也不负厚望，勤勉不已，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还时常参加街道文艺宣传队活动，在频繁的宣传演出中磨炼琴艺。尽管宣传队没有一分报酬，但是父亲却是乐此不疲，因为这个宣传队最有名气的是越剧小戏，父亲可以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和演奏越剧，当年红遍上海的戚派著名唱段《婚姻曲》，袁派、尹派合璧的《山河恋》唱段，都成为父亲反复苦练的曲子。经过近两年的历练，父亲俨然成了一名民间演奏能手。
凭借一手超群的演奏技能，父亲被顺利招进奉贤县新华越剧团，成了一名专业演奏员。1958年被剧团推荐进入江苏省戏曲学校进修，专攻越剧演奏，回团后成了剧团主胡演奏员。母亲小父亲5岁，因为喜欢越剧，初中毕业就报考了越剧团，凭借一副好嗓子成为剧团的老生演员。有趣的是，当时父亲还是招生考官之一，一次招考竟招来了自己未来的另一半，此事也成为剧团的一段佳话。自此我的父母都与越剧结下了不解之缘。
上世纪50年代的县级剧团，演员鲜少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大多是戏班出生，除了师傅教习基本功，教唱腔是主胡的重要职责。父亲秉性好强，追求完美，对演唱的质量要求严苛，nmgzhzs.com，小到一段过门，细到一段托腔，都要和演员做细致的磨合。为帮助演员唱准每个音，拿捏好运腔，他会不厌其烦反复陪练，每字必校，每音必纠，直至演员完全掌握。母亲常常抱怨：他对日常生活琐事粗枝大叶，唯有教唱腔时最有耐心，从不含糊，唱个几十遍都不烦，如能在家里事也这样，为妻我岂不省力很多。母亲嘴里虽埋怨，但心底里还是很佩服父亲的专业能力，遇到排戏和乐的时候，是绝不会与父亲较劲的，而父亲遇到唱腔问题也从不允许求次，因为他们都知道戏比天大。
一个县级剧团，有了司鼓、主胡、副胡、琵琶、扬琴、月琴、三弦、笛子等几样乐器，一个七八人的乐队便成立了。那时乐队成员不很稳定，会出现挖角离队、因各种不顺心闹情绪直接撂挑子的情况。一旦出现某个乐器的缺岗，演奏质量便会不如人意，直接影响演出效果。此时，作为乐队演奏核心的父亲便会十分懊恼。为了解决缺岗问题，父亲暗中学习司鼓、琵琶、扬琴，最后硬是把自己练成一名多面手，可以随时顶岗。记得父亲曾经告诉我，练好琵琶轮指功有一个诀窍，就是在大冬天手上裹上冷水毛巾练习，直至练到手冒汗毛巾发热。我不知道这个方法是否科学，但是想着，父亲当年必定是用这个方法苦练过的。
在那个年代，越剧一度成为“四旧”，父亲转业成了造船厂的出纳，母亲成了社区医院会计。职业的彻底变换，一下就隔断了父母与越剧的所有联系。只记得家里有一把二胡，父亲偶尔会拉几首红歌，在曲子转换过程中，会听到一些很柔美缠绵的越剧的旋律夹杂其中。那一短暂的瞬间，父亲会有特别温柔的表情，抑或会闭上眼睛沉浸其中。
后来，媒体开始播出越剧，越剧名家们一一复出，父母欣喜不已。邻居家保留的留声机和越剧唱片成为热门，许多个夜晚，父母和邻居们围坐在一起，仔细倾听《红楼梦》《盘夫索夫》等名家唱段，陶醉在每个唱段之中。家里垫底的从未启封的木箱被翻了出来，里面竟是满满一箱的越剧曲谱。那段日子，父亲拉琴的频率明显增加，“尺调腔”“弦下调”在他的手中缓缓流淌，母亲则在一旁协助翻谱，跟着吟唱。当时，我看到父母沉醉的样子，感觉这旋律应是父母心中最美的天籁。
1978年5月，原来越剧团的老友们聚在我家，商量着用一场折子戏来庆祝越剧重获新生。之后两个多月，父母的业余时间全都无偿交给了排戏。演出中，父亲还是当仁不让的主胡，母亲不仅担纲老本行老生唱段，还兼任梳头扮装。在舞台上，母亲戴上髯口，换上紫袍，嗓音宽亮醇厚、板眼精准，与台下拉琴的父亲，配合默契，获得了阵阵喝彩。台下的我看得目瞪口呆，从未想到年近五十，平日里操持家务还有些唠叨的母亲，上了舞台竟有这样的风采。此时，父亲注视母亲的眼神是那么的温柔专注，此刻的妇唱夫随是如此的心领神会，这幅琴瑟和谐的画面，我至今记忆深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