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戏曲，是中国戏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何玉人认为：“20世纪80至90年代，一个新的戏剧概念出现，这就是‘革命历史题材戏曲创作’。”1938年，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成立，编演了《血泪仇》《阎王债》《保卫和平》等多部宣传党的政策及主张的红色戏曲。1942年，延安平剧研究院组建，编演了《难民曲》《松花江上》等多部红色戏曲。同年，毛泽东提出戏曲“推陈出新”。1944年，毛泽东又在观看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后提出旧剧革命，文艺功能与历史统一的观念极大地推动了红色戏曲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红色文化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学者认为，1949—1966年间，主流政治遴选戏曲作为保护革命成果、规范意识形态的首选载体及重要宣传手段，戏曲也主动融入政治、文学一体化的时代浪潮。如京剧《白毛女》、沪剧《罗汉钱》《芦荡火种》、评剧《刘巧儿》、粤剧《红花冈》、豫剧《朝阳沟》、扬剧《黄浦江激流》、江西采茶戏《安源大罢工》，还有越剧、评剧等剧种的《金沙江畔》和川剧、越剧等剧种的《江姐》等，都是当时红色戏曲的代表作品。
20世纪70年代，各地涌现大批新剧目，如京剧《蝶恋花》《赵一曼》《刑场上的婚礼》等，越剧《忠魂曲》《报童之歌》等，秦腔《西安事变》等，评剧《东进，东进》等，沪剧《女儿的回忆》等，从不同角度塑造了领袖的光辉形象。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红色戏曲进一步发展，打破了英雄领袖的题材局限，涌现出一批多角度、新手法的优秀作品，如京剧《山花》《华子良》、楚剧《江姐》《方志敏》、吕剧《苦菜花》、豫剧《铡刀下的红梅》、秦腔《白龙口》、评剧《毛泽东在1960》、粤剧《驼哥的棋》、蒲剧《土炕上的女人》等。以《江姐》《华子良》为例，二剧皆取材于小说《红岩》，都是对英雄主义主题的延续，但对原著的改编角度各有侧重。《江姐》是双线并行——一条是江姐的革命斗争，表现她革命能力的成长，另一条是江姐的情感经历，表现她在与彭松涛结成革命伴侣中的情感成长；而《华子良》的主题线索则是华子良忍辱负重，最终完成越狱任务。从情节而言，《江姐》的重点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江姐与游击队一起开展革命斗争；《华子良》的故事则在江姐、许云峰等牺牲后，围绕华子良如何与敌人巧妙周旋，完成越狱计划而展开，情节上具有时间先后及越狱计划这一事件的延续性。从人物塑造的角度而言，二剧都将具体革命者角色从《红岩》的集体英雄主义话语中凸显出来，取得了贴近观众、深入人心的艺术效果。换言之，二剧皆为节奏明快流畅之作，具有强烈的京剧本体意识，不仅呈现出精美的舞台整体效果，唱、念、做、打俱佳，且在探索京剧表现现代生活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
与此同时，其他传承红色经典、融合时代精神的现代戏也纷纷登台，如取材于章轲、黄先钢长篇纪实文学《红岩魂》的越剧《红色浪漫》，讲述了一个发生在渣滓洞集中营里的浪漫爱情故事。该剧不再局限于用英雄主义的话语重现战乱年代的英雄事迹，人物形象不再脸谱化、类型化、平面化，人物情感也不再单一，剧中的革命者具有了战友情、夫妻情、兄弟情、男女情，主人公伟大而平凡，凸显了人性的复杂与悲哀，充分表现出越剧处理情感的细腻与深刻。此外，现代化的舞台布景、灯光效果及背景音乐，象征着革命者崇高的理想和坚强的意志，都在一定程度上衬托出革命者悲壮的爱情和激昂的革命斗志，烘托出他们崇高的精神境界。
现代红色戏曲扎根中国革命历史，结合需要对传统戏曲进行了有益解构与重新建构，实现了传统戏曲的蝶变。客观而言，尽管当今红色戏曲有昆曲《陶然情》、越剧《红色浪漫》、姚剧《三小姐的战场》、粤剧《梦，红船》等大批涌现，红色戏曲指导思想回归“正途”，红色戏曲符号系统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但毋庸讳言，它仍处于不断的探索之中，还需要进一步解决戏曲这一中华传统的民族艺术在固有形式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