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媒介形式迅速更迭，收音机、磁带、MP3已成往事。在线音乐市场由兴起走向强盛，短视频平台引领一波又一波“热歌神曲”狂潮。
无法预判歌红与否，于是一些公司海量收歌，“一首首歌往外砸，砸中（爆款）就赚钱了。”小笼包乐队的吉他手李聪接了不少“神曲”的编曲或吉他制作，全程唯一和他对接的工作人员“基本没什么音乐素养”，而李聪只能按照他的要求写歌、修改，“跟做IT一样，有什么需求就执行。”几单下来，他最深刻的感触就是“没底线”。套路无处不在。
音乐人邓宽尝试过在抖音翻唱歌曲。在他看来，抖音神曲是观赏性热带鱼。每个人看一眼就会记住，人人都争抢着想养在家里，但它们一般活不长，很快就会被遗忘。他的歌曲是一只“很长寿的海龟”，在发布两三年后，突然在一个意料之外的瞬间被很多人听到。
“它就在那里不紧不慢地按照自己的步子爬，然后可能莫名其妙地在某一瞬间，被一艘潜水艇探照到，或者是被其他人类看到了。但是也不会影响到它继续慢慢爬。”
在“神曲”的音乐时代里，处于生产链不同位置的音乐人，在梦想与现实间、爆款与遗珠间、入局与出局间，被持续不断地挤压着。同时，他们也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出路。
流水线上的快歌时代
7月2日，南京建邺区文化艺术中心一楼的livehouse，空间不大，彩灯打在舞台上，邓宽将话筒递向面前的观众。台下，合唱声稀稀落落，手机手电筒在狭小黑暗的空间里晃动。今天来了两百多人，比邓宽预期的多。还有人带了写有他名字的灯牌和横幅。
7月2日，邓宽的演唱会（右一为邓宽）
这是邓宽自2022年以来开的第六场个人演唱会。严格意义上来说，邓宽不是全职音乐人，音乐只是他的业余爱好，他在一家新媒体公司当编辑。演出通常定在周末，他在周五下班后坐飞机或高铁出发，演出完再赶回来，周一继续上班。
邓宽羡慕全职音乐人可以全身心投入在音乐上，不用“被工作捆绑”。但做音乐的第八年，他还是没有勇气把音乐作为自己的主职。大四时，邓宽帮一个品牌公司写主题曲，公司老板不了解音乐创作，直接发来《最美的太阳》和《怒放的生命》，让他做出这两首歌的感觉。他发去钢琴版的录音样带，对方认为没有达到公司想要的效果。最后，邓宽只好依照要求，一遍遍地改歌词的韵脚，往“热血”的方向改，加快整首歌的节奏。
那首歌在邓宽看来毫无意境，歌曲发表时他也不愿意署名。他觉得自己像“写作的工具”。创作这首歌只用了他半个月的时间，但之后的两个月，他都没有再碰过自己的麦克风和编曲软件。现在回想起那次创作经历，邓宽还会觉得两眼一黑，“要做噩梦的感觉。”
实际上，近几年，这样的创作模式在音乐行业已是常态。互联网时代，技术和资本正在重塑音乐生产的链条，音乐的商品属性更加突出。柳易是武汉大学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研究生，2022年开始做音乐公司，两年来，这家工作室已经卖出一千多首曲子，这些音乐作品被用做礼物、求婚曲、广告宣传、音乐实验、发行等。一些客户追求传唱度，会发来那段时间爆火的网络神曲，让音乐制作人参照着写，还有些客户会要求快速出单，几天内必须收到成品，“大家都被逼到能够很快出作品。”
这样的出歌速度还不算快。在一些以发行量为第一标准的音乐公司，一首歌从开始创作到正式上线，所需时间甚至不到24小时。腾讯音乐数据研究院发布的《2022年华语音乐白皮书》显示，2022年，华语音乐新歌总量达到114.5万，相当于每隔27秒就有一首新歌诞生。
随着中国数字音乐平台的崛起和付费音乐制度的推进，音乐版权已经成为行业盈利和竞争的焦点。在数字音乐时代，一首歌的价值取决于它在平台上的各项指数，播放量和下载量等。数据越高，版权费也越高。
爆款神曲意味着更高的版权收入。2022年，以《学猫叫》的病毒式传播为开端，短视频音乐时代拉开序幕。在流量的博弈中，一种新定式的音乐正在被批量生产：旋律简单、歌词重复、朗朗上口、适合短视频传播。
小笼包乐队的吉他手李聪发现，在无法预判歌曲是否能火的情况下，一些公司会选择海量收歌，“一首首歌往外砸，砸中（爆款）就赚钱了。”资深音乐制作人黄旭则把这总结为“薄利多销”。音乐平台的推广位有限，在茫茫歌海中，一首歌的推广费用动辄达到上百万以上，远超音乐的制作成本，以量取胜自然成为一种方式。“这并不违背我们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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